这本简单的小说讲述的是2001-2002年阿根廷河间省的两位好友卡米洛和何塞一年中从相识到离别的故事。

在本书描述的阿根廷河岸地带的草原上，穷人除了马什么也没有，没有文化，没有地，没有财产。乡村教师卡米洛除了回忆，一无所有，连乡村学校都因为无人注册入学而停办。记者何塞是个孤儿，一无所有，连回忆也没有。除了在早已失落风采的即兴对歌中偶尔巧舌如簧验证自己的吟游基因，新世纪的“高乔人”和过去一样一无所有。在文化和经济的极度匮乏中，没有朋友，只有兄弟；贫穷是正义，爱情是正义，马是正义，念旧是正义，文艺是正义，反抗强权是正义，无能为力也是正义，孤独、愤怨、痛苦、狂热……只要是真挚的情感与表达都是正义。一无所有的人没有牵挂，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只有满腔热血，为他们所爱、所珍视的少少的一切而泼洒，不惜玉石俱焚，哪怕痛苦万分。

故事的奇点在中后段出现。二人一同去看乐队演出，现场遇到一位女子玛格达，二人对她都一见钟情，然而是卡米洛得到了她的青睐。卡米洛与玛格达关系日益密切，甚至要跟随她远走异国玻利维亚发展。一瞬间失去了友情与爱情的何塞，望着赠物手表，苦涩难为人道。而卡米洛也在火车上掏出笔记本，决计将一生投入写作。

本书的年轻作者Mario Daniel Villagra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这部作品归属于“中间”文学。他认为：“……本作还基于对文学能够有助于建设一个更适合人类居住的世界的充分意识，也基于‘中间’文学，即处在已经在死亡的（或必将终结的）和正在诞生的（或应当付出生命的）之间的文学。”

奥登有诗云：“那总体战是在死者和未生者之间”。作者Villagra具有这种视野，他把战场放在了新一代“高乔人”身上。然而，本作作为作者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失之简单，看不到“总体战”，也许只有几只小分队在摇旗呐喊，诉说不了更远的远方的战事。

作者把自己这部作品划到“第二次高乔文学”的范畴之中。我认为是恰当的。高乔并非如卢戈内斯等所试图建构的那样，是一个确切的、活生生的主体，他们是消亡的主体，阿根廷借高乔的消亡获得了自己的国家/民族主体性，因而高乔甚至不能称之为“源头”，而是永恒的他者，是处在同一个地理区域内的客体；况且他们是在消亡数十年后，在与统一派对立的联邦派的民族主义运动中，经由文人追根溯源，被硬生生象征化的（这个身份像新中国成立后被塑造出的羌族）。

由乡野之人书写的作品、诗歌，如此前分享过的Caveyra的诗歌《你不要忘记》（我当时发出是为了呼应现实中的时疫和惨烈去世的人们），则并非定要冠以“高乔”头衔，因为他们无需借助那个有着必然消亡命运的主体来表达。必须警惕，任何试图以文字，拾起这个头衔的，很容易滑向历史上高乔人的对立面——象征着文明、进步、效率、规则的统一派。在那些情况下，对高乔的唤醒，实则意味着对高乔的第二次杀害。

集权与联邦两种力量，至今没有分出高下。曾经，统一派的帕斯将军在军势垂危之际尚且负隅顽抗时，还能发出微弱的呼声——“共和国尚存”；而考迪罗们也在伊里戈延主义、庇隆主义、基什内尔主义的一次次死灰复燃中发出幽冥之声——“考迪罗不灭”。高乔是考迪罗身后的亡灵骑士，考迪罗的每一次复活，无不意味着高乔迟早的又一次注定牺牲。

因此，提“第二次高乔文学”，即是承认阿根廷国家/民族主体建设的失败，尤其是集权势力的失败，因为他们作为殖民者的继承者，需要永恒他者的被害来完成自我实现。当年惨死的幽魂被唤醒，附身在生者身上，再一次走到同一个断崖处无法前进，而文人墨客习以为常地在断崖对面又一次拾取那个身影。

汉语对阿根廷文学的认识，若只限于博尔赫斯、科塔萨尔这类城市之子，便看不到草原上的滔天骇浪；而在那片草海中，满溢着人类的失败元素，文明无法遮羞，因为文明也在那里失败。

部分段落因我个人有所感，译出分享给大家。

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