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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能力、企业数字化与内部控制质量

►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5期

► 作者简介：周卫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数字财务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一霖，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

内容提要

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背景下管理者能力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能力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呈现倒U型特征，即当管理者能力处于较低水平时，管理者能力会显著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管理者能力处于高水平时，管理者能力反而会显著抑制内部控制质量。为解决这一悖论，本文引入企业数字化这一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不仅对内部控制质量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且能显著调节高管理者能力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

管理者能力；企业数字化；内部控制；高质量发展

一、问题提出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背景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在于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模块，管理者是企业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能力的管理者更能推动企业发展战略的实施，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并创造潜在机会。管理者能力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能力之一。作为解决企业内部代理问题的制度安排，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改善委托代理关系、提高财务报告质量、降低企业运营风险，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如果认为内部控制本质上属于企业内部管理活动，那么高水平的管理者能力一定能够促进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吗？一方面，内部控制是由企业管理当局推动和企业全员参与的一套控制制度和体系。管理者能力越强表明管理者具备越好的判断、协调和组织等管理能力，越有可能有效地实施和运行内部控制，从而促进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从管理防御理论视角，由于内外部契约的限制，管理者可能会做出对自己利益最大化而非股东权益最大化的行为决策，从而提高委托代理成本，损害股东利益和企业价值。也就是说，高能力的管理者更有可能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从而导致内部控制失效。由于高能力的管理者更有可能掌握更大的管理权力，因而内部控制更容易面临控制普通员工但无法约束管理者的局面。已有研究表明，内部控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作用受制于公司内部高管的权力配置结构，高管权力越大越有可能导致国有企业费用归类操纵行为，从而造成会计信息失真、降低内部控制治理效果。因此，不同的管理者能力可能会对内部控制带来异质性作用，现有研究关于管理者能力对于内部控制质量是促进还是抑制尚无定论。此外，在中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企业数字化研究方面，当前文献主要集中在企业数字化对于企业战略、企业创新、企业绩效、企业运营、组织授权等方面的研究，但在企业数字化对提升内部控制质量、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研究较少。因此，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数字化是否能够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并调节管理者能力和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是本文关注的重要命题。

二、创新之处

从已有文献来看，目前基于管理者能力和内部控制质量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能力”这一软环境，尚未引入“数字化”这一硬环境。部分文献已发现管理者能力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但尚未观察到高管理者能力对于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的异质性作用。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首先，从管理防御理论和高层阶梯理论出发，实证检验高管理者能力可能对于内部控制质量影响的异质性，丰富了管理者能力与内部控制的研究；其次，从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出发，将企业数字化嵌入管理者能力与内部控制质量的分析框架，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带来的调节作用，丰富了企业数字化相关方面的研究；再次，从产权背景和治理结构出发，进一步检验上述结论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监管部门、学术界和实务界加强对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和实施的理解，而且对于在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内部控制的持续建设与质量改进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内生的管理制度体系，其实施质量同时受到管理者能力和企业数字化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能力与内部控制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管理者能力处于较低水平，对于内部控制质量具有正向作用；管理者能力处于较高水平，更有可能抑制内部控制质量。高水平管理者有可能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不去寻求进一步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甚至有可能降低内部控制质量。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数字化建设不仅对于内部控制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且能够调节高能力管理者对于内部控制质量的抑制作用，从而降低企业管理者凌驾于内部控制的可能性，进而有助于确保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本文研究的启示包括如下几点：

一是加强管理者能力建设，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如果高管理者能力体现为企业“高”效率发展，那么高内部控制质量更为重视企业“稳”发展。在受疫情严重冲击和国内外形势变化的背景下，“稳”是中国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运行的主旋律。企业在管理人员任用上既要考虑聘请高水平的管理者，也要重视加强内部控制建设，通过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平衡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率，进而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二是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发展，不仅可以提升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而且能够调节高管理者能力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抑制作用。

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的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企业数字化建设带来的管理信息系统、会计信息系统、决策支持信息系统等各类信息系统将有效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同时还有可能降低内部控制中的人为因素。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所呈现出的不易篡改、权限制衡、流程嵌入、人机协同等特征，将进一步提升信息的真实性和对称性，使高能力管理者凌驾于内部控制的可能性更低，从而确保企业内部控制在整体上的有效性。

三是建立企业内控权责机制，明确企业管理层责任，完善内控评价机制。

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高不仅依赖于管理层的水平和能力，而且需要积极主动地适应制度环境的变化。在企业数字化背景下，将以制度建设为主的传统内部控制体系逐步转变为与企业数字化战略相匹配的内控实施体系。企业需要以工程化的思维实施内部控制，明确划分企业内控权责机制，压实企业管理层责任，采取多元化的管理层考核办法，选取适应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标，建立数字化内控评价机制，有效发挥管理层在内控建设的积极作用，提升企业内控建设与风险防控能力，推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5期110—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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