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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翼双飞：广州、深圳双城发展报告2022
执业编号：S0300520110001
粤开证券研究院宏观分析师：方堃
执业编号：S0300521050001研究助理：徐凯舟 贺晨
导读
我们前期的研究《一马当先：排头兵为什么是广东？》《一省三世界：从广东21城市的财政经济看区域分化》分别从全省、城市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进行了全面分析。进入新时代，位于珠三角核心区域的广州—深圳“双核”有望成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但广深城市发展基础、模式、路径甚异，经济、财政、民生、市场建设各有千秋，在广州经济规模略低于深圳的当下，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广州或具有更大的提升空间。本文视角聚焦广州和深圳，重点回答以下问题：广深经济总量对比经历了差距缩小、深圳反超，再到广州追赶、广深重新接近的局面，具有怎样的背景？广州与深圳的产业结构有何差异？广州与深圳财政形势如何，对中央和省级财政做出了多大贡献？未来广深城市发展还有哪些独特优势？广州可以从哪些方面提高城市竞争力？
摘要
广州和深圳，是我国内地除直辖市以外，经济体量最大的两个城市。2020年广深GDP规模分别达到2.5、2.8万亿元，贡献了全国GDP的2.5%、2.7%，以及广东省GDP的22.6%、25%。从体量看，已相当于中国台湾地区的54.3%、60%，中国香港的104.6%、115.7%。
第一，“三十年广州、十年深圳”体现华南第一城的变迁，2018年以来广深差距重新收窄，目前两城依然旗鼓相当。广州坐拥千年商都、广东省会的优势，在改革开放后三十余年的时间里稳居华南第一城。深圳凭借“深圳速度”，持续拉近与广州的差距。最新修订的数据显示，2012年深圳GDP首次超过广州，2018年广深相对差距达到最大，广州GDP为深圳的83%，随后差距重新收窄，2020年广州GDP为深圳的90%。
第二，广深的区位禀赋、经济要素等方面各有优劣。一是广深地理区位特征各异。广州是“千年古港”；深圳因毗邻香港而成为特区，地理、政策、创新活力等几项优势相辅相成，且作为滨海城市，经济更多地受到出口导向型产业的支撑。二是广州土地面积大于深圳，但农村区域较大，工业、商业服务业用地等建设用地指标反少于深圳，恐受土地的制约更严重。三是深圳拥有更年轻、更高学历的人口，或有利于劳动、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
第三，广州的城市定位从以往的强调都会门户功能，转向侧重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发展重点从商贸物流功能转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启动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城市更新“双引擎”，加快城市发展的数字化、绿色化、国际化转型，建成国际一流智慧城市，实现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深圳立足于经济和创新中心的定位，紧抓数字经济、金融服务等重大机遇，成功实现城市经济稳定增长。我们认为，城市规划与定位也在城市发展道路中扮演重要角色。
第四，从经济结构看，广深产业结构不同，增长路径各异，广州依托汽车、化工、电子三大支柱工业和服务业，更多体现当地消费需求变化，深圳电子、信息服务和金融业较强，经济外向度、外溢性高，且创新投入和产出更集中。广州传统制造业占比较高，传统服务业功能齐全，而深圳电子制造营收超过广州全部工业营收，服务业以金融、信息为特色。这一差异的背后，或与汽车和化工处于转型关口、产业空间布局差异、人口和劳动力结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等因素有关。需求结构方面，广州最终需求中本地消费和投资动能较强，深圳则更多面向全国或全球市场，最终需求中货物和服务净流出比重高。科技创新方面，目前广州的R&D强度和企业研发投入均较深圳偏弱，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集中于深圳。截至2021年末，广深分别有A股上市公司131家、372家，世界500强企业5家、8家。
第五，从财政看，广州对省级财政贡献高，而深圳财政自留比例较高，广州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约为深圳的一半。一方面，广州筹集的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仅为深圳的三分之二，或与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等差异有关。另一方面，经过“分税制”的初次分配，以及转移支付与上解的财政再分配，广州创造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归属中央、省级、市级及以下财政的比重为57：10：33，深圳则为57：1：42，自留比例的差异达到9个百分点，导致广深可用财力差距更加明显。
第六，广州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较为充足，为城市的宜居环境提供支撑，有利于吸引劳动者前来定居和工作，或对人口集聚、产业发展、经济繁荣起到积极作用。广州的交通、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总量和人均资源普遍优于深圳。交通方面，广州高速公路里程、全市货运量、全市客运量、市政道路面积约为深圳的2.8、4、2.4、1.6倍，人均道路面积为深圳的1.5倍。教育方面，广州集聚了全省过半普通高校（83家），深圳仅有8家。卫生方面，广州医院数、三甲综合医院数、执业医师为深圳的2、1.7、1.4倍。
第七，金融中心的优势，或将推动深圳继续成为全球创新高地。深圳是深交所所在地，对证券、基金和上市公司天然具有吸引力，金融业法人、存贷款余额、创投活动等多个指标均高于广州。由于深圳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投资机构融资更为便利，高技术、双创等领域企业乐于落地深圳。广州作为央行大区分行和广期所所在地，对于银行和期货机构具有一定吸引力。
第八，对标深圳乃至世界顶级城市，广州未来可以从四个方面发力。一是坚持发展实体经济，瞄准新能源汽车、超高清和新型显示、互联网大数据等高增长赛道，抓住IAB、NEM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强化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功能，推动广深“双城联动、比翼双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出新出彩”。二是大力争取财政收入分享调整、争取鼓励类行业优惠税率等政策支持，拉近与深圳的“起跑线”距离，提高本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改善广深政府财力均衡程度。三是以“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为目标，推动广州金融高质量发展，引进和做强广州法人金融机构，提升广州金融业资产规模和综合实力，推动社会资本设立创投基金及投入科技成果转化。四是持续开展交通运输、科技教育等基础设施投资，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吸引高质量产业资本和人力资本。
目录
一、千年商都与“深圳速度”：各有千秋的广深经济总量、地理区位与城市功能
二、“内向”的广州、“外向”的深圳：不同的产业结构与不同的增长动力
（一）工业：广州拥有汽车、电子、化工三大支柱产业，深圳电子制造“一业独大”
（二）服务业：广州传统服务业较优，深圳金融和信息服务业发达
（三）内外需：广州消费、投资略高，深圳出口强
（四）科技投入和产出：广州研发投入和产出较深圳仍有差距
三、省府门户vs“计划单列”：谁对中央和省级财政贡献更大？
（一）全市财政和债务情况：广州财政自给率低于深圳，对转移性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依赖性较高
（二）财政的贡献：广深对中央财政贡献比例持平，广州对省级财政贡献高，而深圳自留比重较高
四、广州与深圳城市竞争力具有哪些独特优势？
（一）基础设施：广州宜居城市环境的基石
（二）金融：深圳建设创新高地的旗帜
五、总结和思考：广州未来的四大发力方向
正文
广州和深圳并立于岭南大地，屹立于改革开放潮头，为全国和全省经济增长作出很大贡献。广州是国家中心城市，也是中国南方的千年商都，地区生产总值从1979年的48.8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2.5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127倍，年均增长12.6%，较全国平均增速高出3.3个百分点。深圳是我国第一批经济特区，走出了一条“深圳速度”的发展道路，生产总值从1979年的2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2.8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2498倍，年均增长21%。目前，广州和深圳GDP占全国的2.5%、2.7%，广东的22.6%、25%，相当于中国台湾地区的54.3%、60%，中国香港的104.6%、115.7%。
1、经济总量：2012年深圳GDP总量超越广州，2018年后差距重新有所缩窄
深圳建市以后经济飞速发展，经济规模逐步赶上广州。2000年，深圳GDP规模相当于广州的89%，2010年则达到广州的95%。按四经普数据修订后的GDP数据显示，2012年深圳GDP首次超过广州，并保持领先至今。这一时间点早于过去普遍认为的2017年。2018年，广深差距达到极大值，广州GDP相当于深圳的83%。此后广深差距重新收窄，2020年广州GDP相当于深圳的90%。从人均看，广州人均GDP一直低于深圳，2020年广州人均GDP为深圳的85%，与2018年的76%相比，差距亦有收窄。
广州是珠江出海口附近的天然良港，交通便利，背靠珠江流域广阔腹地，面向海上丝绸之路，因而成为了华南地区经济中心和商贸都会。然而，近年来“千年古港”造就的广州区位优势相对下降，枢纽地位也面临一定的挑战。
深圳处于珠江口东岸，以低丘陵地为主，由于毗邻香港而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理区位、特区政策、创新活力、营商环境等优势相辅相成，外向型产业加快落地，支撑城市经济发展。
事实上，地理并非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虽然深圳离海港更近，集装箱吞吐量较广州高出15%，但是进出口商品价值却达到广州的三倍，净出口金额也更高，或体现了高技术产业对深圳的支撑。
从矿藏和水资源看，由于地理相近，广州和深圳资源差异不大，矿藏资源较少，但水资源较多，为常住人口和制造业用水需求提供较好的承载力。
从土地资源看，广深受到的土地约束具有不同特点。一方面，深圳辖域面积（不含深汕）仅是广州的四分之一，发展空间明显受限。另一方面，广州辖域面积大，但农村区域比重高，城区面积（俗称“主城区”）仅为2256平方公里，与深圳不相上下，加之广州相关规划确定了生态和农业空间占比不低于2/3，要求比深圳严格，不同原因叠加共同导致广州城市建设用地指标长期以来一直较少（722平方公里），低于深圳（954平方公里），尤其是工业用地明显偏少。近年来，深圳通过深汕合作扩大土地空间，而广州加快共建广清合作区，促进节约集约用地。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推进，人口进一步向一线城市集聚，尤其是深圳常住人口总量快速上升。2000年至2020年，广深常住人口分别从995、701万人增长到1874、1763万人，年均增长3.2%、4.7%。二十年间，深圳常住人口从相当于广州的70%上升到94%。
从结构看，深圳在高学历劳动者方面优势突出，广州、深圳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4.7%、79.5%（全省平均68.8%），老龄化率（65岁以上占比）分别为7.8%、3.2%（全省平均8.6%）。大学以上学历人口比重达到27.3%、28.8%（全省平均15.7%），高中以上比重49.3%、49.5%（全省平均33.9%）。
从人口密度看，深圳较广州更高。广州、深圳建成区面积分别为1350、956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分别为6142、6765人/平方公里，均高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若将广深相对比，则深圳生活环境较为拥挤，广州居住环境略优。
规划是发展的引领，是政府优化宏观调控，加强对经济社会的调节、治理与服务的重要手段，也是特定区域发展战略与功能定位的反映。合理科学的发展规划，能够明确经济社会发展路径，有利于引导社会汇聚共识、凝聚力量，推动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
从广州的规划看，以往“国际都会”“门户城市”是城市定位的高频词汇，把建设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国际大都市，优化交通运输、商贸、生产力等城市功能布局，打造现代文化名城作为主要发展目标。2018年总书记视察广东时，对广州提出了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出新出彩”的重要指示和殷切期望。广州干部群众牢记嘱托、砥砺奋进，举全市之力推动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探索引领新时代老城市高质量发展之路。
2018年以来，广州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引领作用，对标最高最好最优，科学谋划、建设和发展，着力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城市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广州明确要突出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推动科教资源形成技术和产业发展优势，把发展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培育现代产业体系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打造先进制造业强市和现代服务业强市，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完善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抓好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战略引擎工程，建成国际一流智慧城市。广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州工作高度重视，报告认为坚定落实总书记赋予广州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的使命任务，是做好广州工作的根本所在、底气所在、信心所在、力量所在，是必须始终坚持的最重要原则、最根本遵循。报告强调，今后五年广州要纵深推进“双区”建设、“双城”联动，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国际化转型发展，着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覆盖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产业体系，强化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功能，着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建设更高品质的美丽广州。
从深圳的规划看，“经济”“科技”等概念在历次规划中密集出现，反映了深圳立足于经济和创新中心的定位，紧抓数字经济、金融开放等重大机遇，经济和科技实力迈上新台阶。深圳“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总书记寄望深圳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赋予深圳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十四五”期间要抢抓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和实施综合改革试点重大历史机遇，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深圳市第七次党代会报告强调，未来五年深圳的奋斗目标是瞄准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的战略定位持续奋斗，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对于广深“双城联动、比翼双飞”，两市“十四五”规划纲要均进行了安排部署。内容包括加强广深综合改革联动，深化产业规划和项目布局对接，协同布局和共建共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建广深港和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推动广深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等。广州方面提出，全力支持和学习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广深要依托汽车、智能装备、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基础优势携手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携手探索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升市场和公共服务一体化水平。同时，用好省同等力度支持广州和特事特办工作机制，争取省将赋予深圳的省级管理权限一并赋予广州。深圳方面提出，研究广深共建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全面深化在教育、医疗、文化、旅游、人才、就业、生态等领域的合作发展，强化交通基础设施对广深双城联动的支撑。
广深经济总量的相对变化，与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变化直接相关，即深圳凭借以电子为主的制造业和以金融、信息服务为主的服务业实现对广州经济总量的追赶，而2018年以来差距的收窄，则与广州服务业强势增长有关。从占比看，广州和深圳产业结构均以服务业为主，工业比重持续下降。其中，广州偏向传统制造、传统服务业，内需动能强，深圳电子制造、信息服务和金融业突出，外向度、外溢性较高。
从总量看，广州与深圳工业增加值差距拉大，省内排名被佛山赶超。2003年以来，广州工业增加值一直低于深圳，具体又分为两个阶段。2015年以前，广州工业增加值约为深圳的80%左右，但2016年后差距进一步拉大，目前仅为深圳的60%。在全省范围内，2020年广州工业增加值规模高于东莞、低于佛山，排名省内第三。
从区域分布看，广州第二产业分布格局适度集中，深圳则较为分散。在“退城入园”等政策要求下，中心城区的工业企业逐步转入市郊的卫星城（开发区），如广州市黄埔区、深圳市龙岗区已成为工业集中区域，第二产业增加值分别占到全市的32.6%、32%。我们借助城市首位度的分析框架，根据“四城市指数”来分析产业集聚的合理程度。数据表明，广州、深圳的第二产业四城市指数分别为0.96、0.66，前者接近1，后者则远低于1，意味着广州第二产业向黄埔区适度集中，而深圳的第二产业格局相对分散，龙岗、南山、宝安规模相近，区域间的辐射作用或较难发挥。
第一，深圳依赖电子“一业独大”，而广州依靠汽车、电子、化工三大支柱，产业面临的宏观环境不同，或导致了广深工业走势的差异。近年来，全球数字化进程加速，信息技术不断进步，电子产品需求高速扩张，汽车消费虽然也呈现快速增长，但仍受到一些因素影响，如全球汽车产业向新能源变革，技术升级和市场需求步伐减慢。面对汽车产业的瓶颈，广州须主动寻求产业转型，而转型期间也必然面临“阵痛”。此外，广州化工业比重较高，而化工面临的环保约束趋于严厉，对广州工业也带来了一定影响。
第三，深圳特殊的人口结构为产业发展带来了优势。一方面，深圳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接近80%、性别比为122：100（广州为112：100），均较全国水平明显更高，或体现了深圳拥有众多的以男性为主的外来就业人口，为劳动密集产业提供了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深圳高校不多，但大学以上学历人群比重达28.8%，甚至高于广州，丰富的高学历人才有利于技术密集产业落地。
从总量看，广州、深圳服务业增加值相近，全国排名仅低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服务业增加值从2000年的1381、1095亿元升至2020年的1.81、1.72万亿元。2017、2018年，深圳第三产业增加值一度高于广州。2020年，深圳第三产业增加值相当于广州的94.8%。
从分行业增加值看，广州偏重传统服务业，深圳偏向金融和信息服务，总体看互有优劣。按照最近可比数据，在14个服务业行业中，广州有8个行业增加值较高，其中批发零售业、交运仓储邮政业、教育业、卫生和社会工作增加值达到深圳的1.7、1.2、1.7、1.7倍，体现广州传统服务业规模较大、功能齐全；深圳在银行、证券、互联网等领域龙头企业较多，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分别较广州高出1500亿元、1000亿元，均接近广州的2倍。
从区域分布看，广深服务业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2020年，广州中心城区（荔湾、越秀、海珠、天河）、深圳中心城区（罗湖、福田、南山、盐田）服务业增加值分别为1.1、1.2万亿元，占全市比重分别为60%、68%。考虑广州、深圳中心城区的GDP占全市比重为47%、52%，服务业比重明显高于GDP比重，这说明广深服务业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
广深之间服务业的差异，需考虑城市功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第一，广深城市功能不同，或导致了二者服务业优势领域的差异。广州是全省政治、交通、文教中心，深圳则主要是华南地区的科创、金融中心，因而广州优于深圳的行业集中在传统服务业，如公共服务、交通、批零、教育等，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全省社会民生资源向省会集中”的常态，而深圳则倾向于集中支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信息服务、金融服务领域基础更好、规模更强。
第二，广深之间的服务业分工，亦与行业层面的生产效率差异有关。例如，广州批发零售业、交运仓储邮政业、教育业、公共管理的增加值高于深圳，相应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比深圳高出3.3、7.2、6.8、4.0万元/人；深圳的信息服务业、金融业增加值高于广州，两个行业劳动生产率则比广州高出10.4、5.6万元/人。服务业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劳动生产率的相对优势。
从GDP对应的需求结构看，广州支出法GDP中最终消费、资本形成、货物服务净流出的比值为51：37：12，深圳则为40：33：27。考虑广州与深圳GDP大体相当，这一数据可解读为广州最终消费支出较深圳有明显优势，资本形成则略高，而深圳货物服务净流出则远高于广州。这体现了广州城市经济更多受到本地消费和投资需求的牵引，而深圳经济中来自市外、国外的需求更强。
分项来看：广州批发零售业更为发达，深圳住宿餐饮业则相对占优。其中，广州批发零售业零售总额和人均零售额分别为深圳的1.11、1.05倍，深圳住宿餐饮业零售总额和人均零售额分别为广州的1.46、1.55倍。
分项来看：第一，房地产方面，2020年深圳房地产投资超过广州，但广州商品房供应量明显大于深圳。其中在住宅领域，广深投资规模相近，但广州施工、竣工、可售住宅面积远高于深圳，我们判断广州住宅供应较宽松，而深圳紧张，或一定程度上导致深圳房价涨势迅猛。第二，基础设施方面，深圳投资增速较快，广州虽基建投资规模较高，但优势有所收窄。第三，制造业投资方面，广州投资规模小幅低于深圳。
分项来看：从贸易对手看，广州主要是向东盟、欧盟、中国香港、美国、非洲出口，从日本、欧盟、东盟、韩国进口，深圳主要是向中国香港、美国、欧盟出口，从东盟（主要是马来西亚）、中国台湾进口。从贸易方式看，广州、深圳出口均以一般贸易为主，分别占出口的43.4%、47.9%，但深圳进料加工贸易占比较高，占比达到29.5%，广州则仅占16.9%，或与深圳拥有较多开展加工贸易的外资、合资企业有关；广州、深圳一般贸易进口占进口的61.8%、50.6%，其他类型进口比重较低。
广州研发投入规模靠前但强度不高，深圳则规模、强度双高。总量上，广州、深圳R&D经费支出分别为774.84亿元、1510.81亿元，占全省22%、43%，分列全省前两位。研发强度上，深圳研发强度5.46%为全省最高，广州仅为3.10%，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3.14%，落后于东莞和珠海，仅为全省第四。
广州专利授权量与深圳差距较大，全部专利和发明专利授权量约为深圳的三分之二和一半。2016至2020年，广州、深圳全市专利授权总量达到45.9、69.9万件，广州相当于深圳的66%，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分别为5.5、11.5万件，广州相当于深圳的48%。与1996至2000年合计数相比，广州、深圳专利授权总量年化分别增长21.5%、25.4%，发明专利授权量年化分别增长28.7%、67.8%。
广州与深圳的城市功能差异不仅体现在经济结构不同，财政体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近年来，广州财政收入、可用财力均为深圳的一半左右，其背后固然有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的差异，但广深财政体制的差异则进一步拉大了可用财力的差别。广州创造的财政收入不仅为中央贡献，而且为广东省级财政贡献较大，而深圳计划单列市的地位，使其财政收入主要贡献中央财政，税收是否需要与省级分享是广深财政差异的突出因素。基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最终分配结果，广州创造的收入中归属中央、省级、市级及以下财政的比重分别为57：10：33，深圳创造的收入则为57：1：42，广州自留比例低于深圳9个百分点。
（一）全市财政和债务情况：广州财政自给率低于深圳，对转移性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依赖性较高
1、一般公共预算
广州财政自给率处于全省中上游，深圳则为全省第一。2000年至2020年，广州、深圳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从200.5、221.9亿元增长到1722.8、3857.5亿元，年均增长11.4%、15.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别从240.7、225.6亿元增长到2952.6、4178.4亿元，年均增长13.4%、15.7%。从人均看，广深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0.2、0.32万元增长到0.92、2.19万元，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从0.24、0.32万元增长到1.6、2.4万元。广州财政自给率从83.3%降至58.3%，处于全省中游偏上，深圳则从98.4%降到92.3%，为全省第一。其中，广州和深圳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分别为76%和80%，财政收入质量良好。
广州对转移性收入依赖较大，而深圳依赖较小。2020年，广州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转移性收入持平，深圳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则达到转移性收入的2.66倍。
广州政府性基金收支规模高、增长快，深圳规模小于广州。2010年至2020年，广州、深圳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分别从526.5、237.5亿元增长到2514.6、1262.7亿元，年均增长16.9%、18.2%，2020年分别占全省的29%、15%。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分别从509.8、232.8亿元增长到2106、352.2亿元，年均增长15.2%、4.2%，2020年占全省的22%、4%。
广州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高于深圳。以国有土地出让权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衡量广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2020年广州、深圳土地财政依赖度分别达到56.5%和23.5%。
得益于经济发展与人口持续流入，广深社保基金预算可持续性良好，均实现当年结余。目前，广州、深圳社保基金包括7个全国险种，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工伤保险基金已实现省级统筹。此外，深圳社保基金中另有3个自有险种。2020年，广州社保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当年结余为1346、1281、65亿元（含2个省级统筹险种，下同），深圳为1635、1506、130亿元，如按可比口径（不计3个深圳自有险种）则深圳为1562、1477、85亿元，深圳社保基金规模稍高于广州。分项看，广州缺口最大的一项是失业保险基金，缺口达到43亿元，深圳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缺口分别达到96、56亿元。从累计结余看，广州、深圳社保余额较充足，2020年社保基金累计余额（全口径）分别为2638、7416亿元，其中广深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别结余929、5456亿，是主要的差异来源。以累计结余与当年基金支出之比衡量社保基金可持续性，2020年末广深社保基金累计结余可持续月数为24.7、59.1个月。
4、债务水平
广州地方政府债和城投债负债水平均高于深圳，但总体均属于较低水平。一方面，新《预算法》实施以来，广州地方政府一般债、专项债水平一直高于深圳，2020年广深一般债余额分别为898、69亿元，专项债余额分别为2229、812亿元，地方债合计余额为3127、881亿元，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的12.5%、3.2%。另一方面，广州城投债数量、规模、久期大于深圳。按Wind口径，截至2021年末，广州、深圳存续城投债分别有145、90只，余额1829、1394亿元，地域久期2.12、1.64年。
从数据上看，广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深圳的一半左右，与广州GDP达到深圳的90%相比极不相称。但是，“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下的结果，既不能完全反映当地创造和组织财政收入的能力，也不完全反映当地实际可用财力，应根据广深筹集的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全市实际可用财力进行评价。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资金分配过程主要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大环节。税收分享（分税）属于初次分配，将一个地区所有的税收分配给中央级、省级、市级等各级财政，加上非税收入即为各级财政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此基础上，上级政府再通过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形成再分配效应，地方可用财力和覆盖支出的能力将得以提高，有利于区域均衡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我们按照“筹集收入—划分收入（含税收分享）—补助和上解”的三个阶段，深入分析广深两市对中央、省级财政的贡献。需要专门说明的是，下文中财政收入、财力等概念仅限于一般公共预算，不包括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第一，广州创造的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约为深圳的七成，或主要与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等影响因素有关。
2019年，来源于广州、深圳的所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含中央级和省级收入）分别为6338、9424亿元，广州约为深圳的七成。从原因看，或与广州GDP仅为深圳的90%、产业结构以增值税税率较低的服务业为主、减税政策在广深效果不同等因素有关。由于本节关注点更多地在于广深对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贡献上，对广深一般财政收入背后因素将不做具体分析。此外，基于上述数据，广深平均每万元GDP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58、3491元，总体看广州经济主体承担的税负强度较深圳略低。
第二，转移支付前，广州市自留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低于深圳13个百分点。
根据现行财政制度，广州、深圳产生的所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划分到了中央级、省级、市级及以下财政。从2019年财政数据看，广州的三者占比为57：17：27，深圳则为60：0：40。广州市自留比重低于深圳13个百分点，这正是“初次分配”的结果。在“初次分配”中，央地、省市的分税制确定了税收如何在不同预算层级之间分享，而分享方法对于分享结果具有极大的影响。我们将不同税种的分享结果进行了测算。总的来看，在广深产生的中央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最大的来源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三个主体税种的中央分享部分，而海关代征税收也占据一定比重；广州产生的省级财政收入，以及广深产生的市级及以下财政收入，则均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四个税种的收入为主。
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四个税种对于各级财政都极为重要，我们测算四个税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仅包括分享部分，下同）占到广州（深圳）创造的中央及省级收入的55%（48%），占广州（深圳）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50%（69%）。下面举例说明我们的测算方法。广州的增值税（分享部分）由中央、广东省、广州市分享50%、25%、25%，深圳则是中央与深圳市五五分成。根据2019年决算中广州、深圳全市增值税收入430、1164亿元，我们测算广州贡献中央和省级增值税收入（分享部分）1290亿元（中央和省级分别为860、430亿元），而深圳贡献中央级增值税收入（分享部分）1164亿元。
第三，转移支付后，广州创造的财政收入中三分之二贡献给了中央和省级财政，广州市自留的财政收入比重低于深圳9个百分点。
再分配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进行，表现为中央级与深圳、省级与广州深圳之间的补助和上解。2019年，广州收到的省级净补助为401亿元，深圳收到净补助177亿元（中央净补助278亿元、对省级净上解101亿元）。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效果加总，广深贡献的中央、省、市可用财力比重分别为57：10：33、57：1：42。可见，补助和上解对可用财力分配有一定影响，但影响不大。从结果看，广州产生的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最终归属省级财政的比重较深圳高出9个百分点，导致广州财政收入自留比例更低，广州最终可用财力约为深圳的一半，差距较为明显。
四、广州与深圳城市竞争力具有哪些独特优势？
（一）基础设施：广州宜居城市环境的基石
广州交运物流枢纽作用强、市内交通承载力好、教育科研资源丰富、医疗卫生水平良好，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对完善，支撑了城市的宜居环境。在老龄化加剧、全国人口见顶回落的预期下，宜居的城市环境将对吸引劳动者前来定居和工作发挥重要的作用，有望成为人口集聚、产业发展、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
1、交通运输
广州城际交通设施基础牢、运量高，市际交通客货运量高于深圳，仅集装箱吞吐量略低于深圳。广州、深圳高速公路里程分别为1102、388公里，载货汽车保有量40、44万辆，港口泊位724、168个，货船保有量1531、241艘。2019年，广深全市货运量分别为13.6、3.4亿吨，其中公路货运量8.8、2.5亿吨，水路货运量4.5、0.9亿吨，集装箱吞吐量2317、2655万标箱，机场货物吞吐量255、128万吨。全市客运量分别为5、2.1亿人次，其中铁路客运量1.5、0.9亿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7338、5293万人次。
广州集聚了全省过半高校，高教资源遥遥领先，深圳异地办学高校较多。2021年，全省160家普通高等院校有83家坐落于广州，占全省52%，仅有8家坐落在深圳，占全省5%。其中，67家本科院校有37家坐落在广州，占全省55%，5家坐落在深圳，占全省7%。全省5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全部集中在广州。为弥补高教资源不足的问题，深圳吸引了省内外4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开展异地办学。
3、卫生
广州医疗卫生资源优于深圳。目前，广州和深圳分别有20、12家三甲综合医院。2010年至2020年，广州、深圳医院数量分别从216、107家提高到289、145家，增速33.7%、35.5%，医院床位从5.3、2.1万张提高到9.3、5.8万张，增速75.5%、176.2%。卫生技术人员从9.6、5.6万人提高到17.8、10.6万人，其中执业医师从3.4、2.1万人提高到5.9、4.3万人。广深两市医疗卫生机构向社会提供诊疗服务从1.08、0.79亿人次提高到1.26、0.9亿人次，其中住院服务从176、86万人次提高到281、151万人次。
2021年12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深圳正是金融支持科技、产业发展的先行者。作为深交所所在地，深圳对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具有强大吸引力，金融业法人数量和总资产远高于广州，又由于深圳资本市场发达、投资机构较多，双创等领域的企业也乐于落地深圳；与深圳相比，广州作为省会、央行分行和广期所所在地，能够吸引银行、期货等一些金融机构落地。四经普数据显示，广州金融业法人单位共有5150个，深圳则达到15099个，相当于广州的三倍。从就业人员看，广深分别为81万人和123万人，深圳也比广州多出50%。从总资产看，广深金融业总资产分别为0.4、2.1万亿元，深圳达到广州的5倍以上。
深圳的市场主体信贷活动较广州的市场主体更活跃。存贷款方面，深圳存贷款余额、增速高于广州。从规模看，2020年广州、深圳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分别为6.8、10.2亿元，贷款余额分别为5.4、6.8亿元，广州分别为深圳的67%、80%。从增速看，2010至2020年广州、深圳存款余额复合年均增长11%、16.6%，贷款余额复合年均增长12.8%、15%。
五、总结和思考：广州未来的四大发力方向
第一，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根基，广深经济总量的变迁，主要体现了深圳实体经济飞速发展的成就，而广州未来要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实体经济和广深综合改革联动来推动广深“双城联动、比翼双飞”，强化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深圳把握住电子制造、信息服务等高增长行业的机遇，大力培育国内外市场，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同时在深层次上，还印证了经济特区制度创新对激发经济活力的作用。从广州来看，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已明确为“四个出新出彩”行动方案的前两项工作，具体看：一是广州要瞄准新能源汽车、超高清视频及新型显示、互联网大数据、供应链服务等高增长赛道，牢牢抓住IAB、NEM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完善物流格局，扩大内需消费，融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二是要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做好顶层设计，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力，激活市场主体，实现“老城市新活力”。三是依托实体经济强化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功能，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推动广深“双城联动、比翼双飞”，共建大湾区“双子城”，引领全省“一核一带一区”发展，携手共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第二，广州未来需大力争取政策支持，在用好省同等力度支持广州和特事特办工作机制、争取省将赋予深圳的省级管理权限一并赋予广州的基础上，还可以通过财政收入分享的调整、争取优惠税率、争取转移支付等方式，拉近与深圳的“起跑线”距离，既能提高本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又能改善广深政府财力均衡程度，扩大地方财政发力空间。广深经济规模的差异，也受到了财政、税收负担差异的影响。一方面，广州一般财政收入、可用财力仅为深圳的一半左右，可用财力的差距对广州支持产业创新发展的能力形成了制约。另一方面，广州直接面对深圳税收倾斜的冲击，或导致广州企业流失加速、流入减缓，如深圳经济特区在1980至2011年间企业所得税率低于全国水平，目前前海合作区部分行业则享受15%企业所得税税率。
第三，通过做大金融市场主体，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提升广州金融服务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近期政治局会议提出“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我们认为，增强金融对科技、产业的支撑能力，是健全产业基础、抢占创新高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是全方位提升广州金融业的影响力，打造现代金融控股集团，做优做大做强银行券商基金等本地法人金融机构，推动新设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如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提升广州金融业资产规模和综合实力。二是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推动社会资本投入科研成果转化及科技企业孵化，对百济神州、小鹏汽车等投资项目总结和复制成功经验，持续实施“科创领头羊”、“上市苗圃”培育工程。三是支持广州期货交易所打造国际级金融基础设施，吸引全国性金融要素交易市场落户，支持广东股权交易中心完善中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体系，助力广州高质量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
第四，打造先进营商环境和吸引人才红利，广州还需要持续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一是破除紧缺要素的制约，建议广州加紧开展城市更新和存量土地整治提升，积极争取国家、省支持广州探索土地制度改革，适时异地拓展土地空间，同时还要增强市内供电、供气、供水等保障能力。二是用宜居城市环境吸引人才和劳动力，保持一定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投入力度，提升保障性住房建设水平和投放效率，使公共服务真正惠及民生。三是推动港口、口岸等基础设施升级，畅通国内国际物流通道。四是要持续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质量。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系列研究报告：
2、《一省三世界：从广东21城市的财政经济看区域分化》，2021年04月13日
1、《一马当先：排头兵为什么是广东？》，2021年0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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