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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速递 |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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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关注

·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ChatGPT·


人工智能需要“灵魂”吗

——由大语言模型引发的可能性及质疑

王 峰

ChatGPT:生成式AI对弈“苏格拉底之问”

杨俊蕾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意蕴

张志丹

论价值理性的异化

陈新汉


法学研究

·环境法·


论环境法典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设计

李艳芳,丁存凡

国际法院跨界环境损害救济的

“守成”与“创新”

——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跨界环境损害纠纷案评析

张士昌


文学研究


《道德经》注解的疑难与新解

鲍鹏山,衣抚生

林黛玉菊花诗的生命意识与审美观照

杨铭硕


艺术与传媒

·电影空间·


电影的“空间”与“空间生产”

聂欣如

“芥子纳须弥”:中国电影的空间叙事观

王海洲,丁 明


语言学研究


古白话词汇特点考探

徐时仪,吴亦琦

也论汉语的显性非宾格现象

李劲荣

现代汉语数量词修饰形容词结构认知

转喻机制研究

刘 玮


史学研究


东方外交史领域的中日丝绸贸易

孙立祥,刘 燕

唐风东渐:日本平安初期天皇子女的教育

闰华芳,张剑光

到“内地”去:三线建设动员中的职工心态与

工厂应对

刘盼红,高红霞





学术关注

·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ChatGPT·


人工智能需要“灵魂”吗

——由大语言模型引发的可能性及质疑

王 峰

摘要:ChatGPT、GPT4 等大语言模型表现出来的超强对话能力和智能表征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热议,大语言模型不具有自我意识或灵魂的痕迹。在有机体这里,思考与灵魂是一致的,而在人工智能这里,思考与灵魂是分离的。人们能够说人工智能思考,但不能说人工智能具有灵魂,哪怕一点儿痕迹。灵魂灌注论明显犯了混淆有机体与人工智能根本界限的错误,人工智能自意识之类的观念本质上是概念误用。清除这一概念误用有利于将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摆在一个恰当的社会位置上。


ChatGPT:生成式AI对弈“苏格拉底之问”

杨俊蕾

摘要:生成式 AI 是人工智能领域中的新技术分支,在近 20 年的产业发展和布局中形成了九组应用类别。其中,ChatGPT 作为人机对话模型的新兴产品,经历了跃迁式的技术迭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未来 AI 将如何辅助人类工作的讨论。基于“苏格拉底之问”和逻辑要素辨析可以发现,生成式 AI 的对话模型更多依赖于“指令”设置,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对话文体。凝聚西方思想传统的“在场”对话方式被改写为内部循环的数据流动。如何建构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开放性系统正在成为保障人机协作安全性的共识基础。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意蕴

张志丹

摘要: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追寻现代化梦想,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伴随着意识形态的重大争论。成功开辟现代化道路,体现世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与科学意识形态指引有着本质性关联。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马克思主义行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卓越证明,也是在社会思潮“万花纷谢一时稀”背景下逐步走上正轨,在力排各种意识形态偏见或者误解、拒斥各种“左”和右的干扰中创立起来的,因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意蕴具有历史性维度。同时,它也具有共时性维度,即其意识形态底蕴都具有对话和交锋色彩,体现了自己的主体性、独创性和有效性。发掘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意蕴,不仅有助于我们深明道路背后的“主义之争”,而且有利于坚定“道路自信”和“意识形态自信”,从而引领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扬帆远航、行稳致远。


论价值理性的异化

陈新汉

摘要:与“目的合乎理性”相对应的“价值合乎理性”要求主体把自觉确立或形成的社会价值观念作为目的设定及其实在化的“最后基准点”。价值合乎理性不内含康德的道德律或善良意志,既不能否定其理性意蕴,也不能等同于理性或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价值理性在运作中确立或形成作为社会行为“最后基准点”的社会价值观念,在目的设定中“有意识地突出行为的最后基准点”,并把此贯彻于目的实在化的过程中。人文精神是价值世界构建活动在社会意识中经过历史积淀所形成的追求自由的主体意识,通过作为载体之一的价值理性,在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的相互作用中规范人们的行为,以发挥“宇宙的无限权力”。价值理性异化的本质在于,作为“用”的价值理性在运作中背离了作为“体”的人文精神。价值理性运作中的异化机制包括在确立或形成“最后基准点”中异化、在目的设定中异化和在目的实在化中异化。价值理性异化与工具理性异化相互转化,然而由于目的作为规律决定着方法以及需要从价值理性异化的批判中消除产生工具理性异化的根据,因此价值理性异化更为根本。作为价值理性异化的历史案例,极端大日耳曼主义的膨胀,以及其作为纳粹德国种种目的设定及其实在化的“最后基准点”,对当今社会价值理性异化现象的分析有重要启示意义。用人文精神的“原则”对价值理性异化加以批判,不仅要坚持道德批判,更要坚持历史批判,即揭示其内在否定环节。坚持用具有时代特征的人文精神的“原则”对价值世界构建发展中价值理性异化呈现的新特征不断批判,有赖于人民主体不断地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



法学研究

·环境法·


论环境法典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设计

李艳芳,丁存凡

摘要: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是环境法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于环境法典中统一规定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相关内容既顺应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工作一体化、综合性的特点,也是环境法典内容全面性的必然要求。环境法典中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应当在公私法路径协同的指引下,一方面发挥公法路径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注重私法路径的辅助功能。生态环境责任编中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需处理好与总则编的关系,并且涵盖实体性规定、程序性规定和配套性规定。


国际法院跨界环境损害救济的

“守成”与“创新”

——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跨界环境损害纠纷案评析

张士昌

摘要: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跨界环境损害纠纷案是联合国国际法院近年来做出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环境法判决,它标志着综合性跨界环境损害救济机制的初步建立。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属于事前救济制度,其在内容、程序方面缺乏严密规范,导致国际法院较难就当事国是否违反跨界环境影响评价义务形成一致判断标准。指示临时措施属于事中救济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经由国际法院司法活动形成的“禁令救济”,因尚未形成自主法律制度而缺乏强制性法律拘束力。总体来看,国际法院在该案判决中虽进一步探讨了跨界环境损害救济制度,但在规则理解和适用上“守成”有余,进步意义有限。该案最具创新意义的是国际法院于国际法层面首次认可了跨界环境损害的可赔偿性,但它在生态损害评估、赔偿方式和科学证据使用等方面的说理论证不尽完善。综合性跨界环境损害救济机制的健全,仍有待更多国际司法实践的发展和推动。



文学研究


《道德经》注解的疑难与新解

鲍鹏山,衣抚生

摘要:《道德经》的注解历来纷纭,很多问题至今未能取得共识,甚至有些词句的注解存在重大语言、逻辑、义理缺陷,而注家或得过且过,或视而不见、因循守旧、不求确解。基于以下三条原则,可为《道德经》古今注解中的疑难问题给出合理的解读:考核《道德经》中核心词汇及其词性的正反使用情况;兼顾逻辑、义理和事理等方面综合考量,给出合理解释;鉴于《道德经》的韵文性质,重视每句尾字的押韵情况,对《道德经》的文字及其表达给出相应疏证。由此,可对“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圣人用之,则为官长”等千古难题提出新解。


林黛玉菊花诗的生命意识与审美观照

杨铭硕

摘要: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不仅塑造了一批形象鲜明的文学艺术形象,还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一系列贵族青年男女自发组织的精神文化活动,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大观园内的几次诗社。在第三十八回的菊花社中,“潇湘妃子”林黛玉凭借《问菊》《咏菊》《菊梦》三首诗被公推为菊花诗魁。这三首诗不仅是林黛玉杰出诗才的突出反映,更融入她个人的幽微情感和隐曲心思。黛玉的形象气质与“菊花”意象的文化内涵关系密切,通过赞美菊花的生命、歌颂菊花的精神,反映出强烈的自我生命意识。诗中巧借陶渊明称许的“千古高风”,抒写了菊花“孤标傲世”的风骨节操。林黛玉菊花诗的创作过程符合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审美方式,反映了凝神静观、物我两忘的独特审美观照。



艺术与传媒

·电影空间·


电影的“空间”与“空间生产”

聂欣如

摘要: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生产”概念,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物的生产和生产关系的互动,提出了总体性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观念。电影理论对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借用,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定义了电影的空间,也就是把电影中呈现物的空间与呈现意义的空间置于一种辩证的关系之中,从总体性的角度出发来看待电影的模拟空间、象征空间以及意蕴空间,从而避免了对于电影空间概念使用的生吞活剥,为电影理论开辟出一个新的视野。


“芥子纳须弥”:中国电影的空间叙事观

王海洲,丁 明

摘要:传统空间观念随千年文脉流淌,在诸多传统艺术作品中显现/隐匿着。中国电影同样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较为典型的空间叙事观:其趋于延展化的画境空间承载着可游可居的美学追求;其颇具审美表现化的意象空间涌现出景即是情的审美观念;在画面之外,其借助可供感知与联想的声音元素开拓出层次丰富的电影空间,凝聚着秘响旁通的艺术认知;另外,中国电影还通过创作主观化的空间组合,展现出俯仰天地的艺术况味。可以说,空间这一“芥子”中容纳着中国传统文化这座“须弥山”。



语言学研究


古白话词汇特点考探

徐时仪,吴亦琦

摘要:古白话是秦汉至五四运动期间社会各阶层日常交际用语的书面加工形式,纵横开阖,随事随情挥洒铺叙,随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容纳新事物、新思想与新词语。古白话词汇叠置着从历史上各个时期传承下来的不同历史层次的词语和不断产生的新词新义,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承上启下、古今贯通的时代性;南北有别、各地存异的地域性;增替并行,与时俱进的时变性;铺陈描绘、通俗晓畅的鲜活性;旧质与新质共存、趋雅与从俗相融、本土与外来碰撞的多元性。


也论汉语的显性非宾格现象

李劲荣

摘要:非宾格动词的唯一论元出现在主语位置是一条语言共性,但在汉语中却表现出独特的个性特征,即:唯一论元可以做宾语,且主语为其领有者,句式表达意外义。这是由于汉语的非宾格动词其实就是动补结构中表状态变化的补语成分,因而汉语的非宾格句具有上述三个特性。借鉴及物性理论并立足于构式视角探讨这一句式的生成机制,认为汉语的非宾格句是一种事态句,是通过逆及物化操作而产生的句法后果。其句式义可概括为:某物(宾语)自发性的变化对其领有者(主语)产生出乎意料的影响。


现代汉语数量词修饰形容词结构认知

转喻机制研究

刘 玮

摘要:针对学术界对于现代汉语数量词修饰形容词结构中有关形容词的词性定位和语法功能的争议,从人类认知的角度,突破传统语法的限制,运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认知转喻机制理论,分别从凸显原则、“特征代替实体”转喻运作机制、无界范畴的有界化概括和语法转喻等角度对数量形结构进行多维度论证。结论如下:该结构因高频使用,具有从特殊文体的语言偏离现象向日常语言渗透,并逐渐取得与名量结构和动量结构同等的、具有规约性的语法地位这一倾向;同时,形容词所表达的状态性质意义和程度,通过其前数量词的修饰而不断得到加强、深化。



史学研究


东方外交史领域的中日丝绸贸易

孙立祥,刘 燕

摘要:海上丝绸之路是东方外交史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东海丝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中日丝绸贸易则是东海丝路中的核心贸易。文章从中日丝绸贸易尤其是日本丝织业发展轨迹的视角切入,回答了曾给东北亚各国带来巨大贸易红利并持续千余年的东海丝路,为何在明清之际由盛转衰,以至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亦即,通过对“中国丝织技术和制品的单项东输与日本丝织业的不断进步”“明朝的‘海禁’政策与日本丝织业的奋起直追”“中日‘丝银’贸易的展开与日本蚕丝业的快速赶超”三个具体问题的探讨,大跨度、纵向考察中日丝绸贸易的得失,尤其是日本丝织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成功经验,并从中总结出五点启示性的结论。


唐风东渐:日本平安初期天皇子女的教育

闰华芳,张剑光

摘要:日本平安初期,嵯峨天皇提出文章经国的理念,即以中国的典籍知识作为国家运行的可鉴之道。在这种理念指导下,以天皇为首的皇室积极学习汉文典籍,并对天皇子女教育施以各种办法。在精心挑选才学兼备之士教授诸位子女的同时,往往超越制度给教师以顺畅仕途。天皇本人亦会在朝政之余亲自加以教养。


到“内地”去:三线建设动员中的职工心态

与工厂应对

刘盼红,高红霞

摘要:考察三线建设动员中职工的复杂心态及工厂应对策略,有助于理解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与职工的互动关系。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三线建设决策出台,内迁职工心态大致表现为服从、积极主动、被动焦虑隐忍以及强烈抵触拒迁等多种类型,其产生主要与职工职务、政治身份、年龄、家庭等因素有关。作为基层执行单位的内迁工厂,其应对策略决定了动员成效。以上海支援三线建设的工厂为例,它们重视排摸职工心理状况,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以精神激励为主、以适当的物质激励为必要的动员手段调动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群体的积极性,以家庭为抓手排解职工的后顾之忧,软硬兼施、工作细致到位等措施加以应对,增强了职工对三线建设的认识,稳定了职工的支内情绪。然而,以上应对措施无法消解职工因迁出地与迁入地发展差异带来的巨大心理落差,造成了部分职工内迁后回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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