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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与语言｜永远的外地人还是名义上的上海人

徐舫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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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社会 


都市与语言

永远的外地人还是

名义上的上海人：

——语言批判、社会阶层和地方身份的模糊性


 徐舫 

徐舫博士，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跨学科研究专业终身讲师，城市社会学家，社会语言学家。研究领域包括社会融合与排斥，语言与身份认同、消费主义、国家主义和移民问题。

摘要： 大规模的内部迁移带来了语言和身份的碰撞，并导致多方力量交汇在地方身份上的较量。文章以上海为例，记录了上海人身份定义的模糊性以及地方身份与方言熟练程度的关系。在过去20年里，上海的高学历和高技能外来人口中，出现了一种模棱两可的现象，从积极学习上海方言并在公共场合使用它来展示本地身份，到拒绝方言习得与本地身份，以及对自我认同或被本地人承认为上海人反感甚至漠视。这些差异化的态度和实践，本质上是国家和城市在人口、语言、社会福利等多方面的政策造成的。在社会阶层的重新调整、全球城市的归属感以及国界内外更广泛的地理区域流动性中，方言的熟练程度与地方身份之间的关联性下降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在户口、工作、房屋产权等硬指标之外，城市如何吸引外来人口，如何营造欢迎和包容外来人口的文化、社会环境，同时不激起本地人群的负面情绪，是一个大课题。

关键词：上海话；内部移民；身份认同；归属感；语言权利；社会融合









研究内容

自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下简称《语言文字法》）生效以来，加上21世纪初户籍制度的调整，可以观察到一个潜在的趋势：上海方言能力与上海人身份的脱钩。同时，上海方言在公共场合使用的减少，为不讲方言的人创造了一个更友好、更少歧视的语言环境。在过去20年里，在上海长期定居的外来人口中，这部分人占据了绝大多数。上海在城市通用语言上的变化和变迁，可以被视为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城市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非本地人士通过习得上海方言来获得上海身份的动机也大幅降低。本文将详细描述脱钩的细微差别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中上层移民对于上海的归属感和地域认同感。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并没有使用官方分类或法律背景，而在全球城市人口结构变化、社会阶层变化以及土生土长的年轻一代不会说上海方言的背景下，探讨高学历、高技能的外来人口对上海人身份的定义与其上海方言能力的关系。

首先，我们必须理解，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个人的家庭背景、政治面貌等不再对个人的人生境遇和机遇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语言能力和受教育的程度与其社会经济地位直接挂钩。2001年的《语言文字法》规定普通话是学校唯一的教学语言，因此，普通话能力既是衡量受教育水平的指标，也是获得高等教育的手段之一。

其次，日常语言和语言使用者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阶级关联，加强了普通话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上海工薪阶层中这种官方语言的能力和社会经济地位提高的关联性更明显。国家几十年来对于普通话的推广，使普通话水平高低被普遍认为是受教育水平、文化素质水平和社会地位高低的明显标志，且大多数上海人在说上海话之外都会讲普通话。这使得上海方言能力与上海人身份之间的关联变得复杂。对于年轻一代的上海本地人来说，他们的祖父母往往是只说上海方言的单语者，或者是上海方言和其他方言的双语者；他们的父母则主要是上海方言和普通话的双语使用者。同时，他们的祖父母辈往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来到上海的第一代移民。邹依仁在其关于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中指出，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从殖民者手中收回的1943年，79.3%的上海城市居民的出生地并不是上海，而这个比例在市中心的黄浦区上升到94.1%。[1]

上海本地年轻人的父母辈多出生于上海，成长在1958年通过实行的户籍制度下。该制度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至城镇以及城镇之间的人口流动，并推动和加剧了城镇之间的资源分配差异和社会阶层差距。［2］尽管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全国范围的人口流动，基于主要由父亲出生地户籍的户口及其所赋予并享受的社会福利的权利，进一步加剧了具有排他性和排外性的户口观念，特别是在资源相对丰富的上海。

笔者采用布尔迪厄（Bourdieu）的符号和语言资本的概念来理解普通话和上海方言能力中所蕴含的权利，以及关于它们与其他资本的差异化转换和相关身份的信念。［3］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转换语言资本的市场是在国家的支持下整合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在维护和再现国家语言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4］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在结束高校毕业分配制度和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与官方语言相关的语言资本可以转化为就业市场及其他领域的象征、社会和经济资本，［5］在这方面，普通话水平被理解为一种具身的语言资本，在适当情况下可以转化为社会关系和经济地位上的资本。个人的背景、户口以及身份尽管依旧重要，但不再是个人命运的完全决定因素。［6］‍‍‍‍
然而，由国家语言意识形态产生的普通话能力的优势只是一个方面，方言的使用意味着在当地人群体中的认可度以及隐藏的声誉，并昭示群体内部成员身份。这种非官方的语言意识形态是群体凝聚力和排他性身份的重要象征，尤其是在说方言的本地人在社会经济方面比外来人口好的情况下，如在巴塞罗那说加泰罗尼亚语的本地人。［7］梁斯华关于广州粤语的语言民族志提供了一个当代中国的例子，研究了当大规模内部移民、现代化进程以及国家推广普通话举措减少粤语在公共生活中的使用，并威胁到与之相关联的广州本地人的身份认同时，语言和地方归属感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改变的。［8］正是由于多种语言意识形态共存，每种意识形态在其各自对应的平行市场上对与方言和官方语言相关的语言资本的重视程度不同，解释了一个社会群体。这就如笔者在之前的研究中采访的上海人，根据他们作为上海人的自我认同来制定语言选择策略，并判断近期的外来人口是否可以被认可为上海人。［9］

在上海户口失去其排他性光环的同时，一个新的类别——“新上海人”被发明出来，并得到上海市政府的认可。在政府文件和大众媒体中，它被用来区分受过高等教育、持有上海户口的外地人才和受教育程度较低、贫穷的外地农民工。从布尔迪厄的角度看，与出生地及其持久标记（如语言或方言）相关的地区认同斗争，是一场关于分类的斗争，也是一场关于合法分类和类别归并的权力斗争。［10］该措施试图重新定义上海人群体，有选择地纳入那些符合“两高一低”标准的外来人口，即高教育、高技能水平和低年龄，同时取消“外地人”这一单一类别。但尽管有官方的分类，上海人还是坚持使用上海方言能力来评估非本地人的同化程度。

从定性访谈来看，几乎所有的上海人都认为上海方言能力是本地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外地人想成为地道的上海人，而不仅仅是拥有上海户口或得到政府其他政策的认可，那么他们必须学习方言。［11］在这个同化、异化的过程中，数百万的农民工被排除在外，他们缺乏国家政策的支持，往往不拥有城市房产，也一度无法享受和上海户口挂钩的社会服务。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街头小贩、快递员、餐饮业服务人员、理发师、锁匠或裁缝，他们严重依赖邻里生意，因此有学习上海话的经济动机。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掌握了上海方言的基本词汇，能够与上海本地的顾客进行简单对话。然而，由于他们没有上海户口，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无论是在官方的措辞中还是在上海本地人的观念中，他们都不属于“新上海人”的范畴。这种基于社会阶层的排斥和包容让我们思考，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生活富裕、拥有城市合法权益的外来人口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自己或被认同为上海人。

最后，当个人语言资本的培养发生在中国经济改革时代的大背景下时，海勒（Heller）和杜柴纳（Duchene）提出的“自豪与利润”分析框架似乎特别有说服力。［12］笔者所说的“自豪”，指的是作为一个上海人，不管其个人财富如何，都自认为是中国国际化大城市的主人，并引以为豪。它是一种通过联想获得赞誉的象征性资本。在环境心理学领域，这个过程被理解为获得一种地域认同，这种地方光环和地位被借用或转移到对于都市环境的评价、认可并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当地人的个人身上。［13］与此同时，“利润”是国家通过语言政策和教育体系承诺的向上社会流动，上海本地人和外来人口都经历过这种流动，并在很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外来人口，他们在上海的合法地位在很多情况下取决于他们的大学文凭以及靠其获得的工作机会。

此外，本研究还试图探讨作为上海人的认同感。这是一种对这座在全球声名鹊起的城市拥有的主人翁意识。与千年来的祖籍观念相反，经过40年来的经济改革和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中国出现了两代地理上的流动人口，籍贯在多大程度上依然定义和束缚身份认同？几十年来一直将“上海”称为家的外来人口，对其家乡和家乡身份的概念是否发生了范式的转变？在一个历史相对较短的移民城市，上海人的来源对笔者观察到的语言转变也有着特殊的影响。正如游汝杰所指出的，20世纪上半叶的早期移民大多来自“吴语区”，他们很容易适应上海方言环境，并对现代上海方言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外来人口管理和户籍制度逐步放开以来，最近的一波内部流动人口主要来自说北方方言或普通话的地区，他们发现学习上海话很难，因此，在公共场所出现大量普通话的使用，结合国家语言政策，加快了上海城市语言向普通话的转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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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研究显示，在过去的20年里，上海本地人的语言使用呈现代际差异，即年轻一代的上海方言能力明显下降，而其普通话能力则呈上升趋势，这与老一辈恰恰相反。［15］因此，尽管可能不是国家有意为之，但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上海本地人参与并受益于占主导地位的普通话，取得了相对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时，他们也积极参与上海方言保护运动。对他们来说，上海方言的熟练程度与当地的内部凝聚力以及作为上海人的声望息息相关。正如高雪松在对广州和上海等经济发达沿海地区的研究中指出，越来越多的当地人感到有权利讲方言，并将方言与地域身份联系起来。［16］还有学者强调，“上海人无非就是讲上海话的人”。［17］上述研究细致地记录了上海方言的衰落，以及本地人为保护上海方言所做的努力——将上海方言的熟练程度与假定的、理想化的地方身份联系起来，它们对于描述上海的语言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这些研究缺少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如：随着上海方言能力在整个城市人口中的下降，它是否仍然被视为上海人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根本上说，面对几十年来带有贬义的词汇“外地人”内涵的变化，上海人的身份还能保持其声望吗？有没有诉求力的不足？
研究方法
本文是基于一个关于过去十年上海城市转型的大型研究项目的后续研究。为更全面地讲述上海这个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国际化大都市的故事，笔者对20位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定居在上海的高学历移民进行了深入访谈，作为笔者早期对上海人的语言实践和态度研究的补充。大部分受访者的年龄在22—35岁，受过大学教育。接受采访时他们已经大学毕业并在上海生活了3—10年。还有3位40多岁的高学历受访者，接受采访时他们已经在上海生活了近20年。他们从全国各地搬迁至上海，北至哈尔滨，西南至成都，还有不少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或安徽、湖南、河北等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事专业工作或经营家族企业。那些30—40多岁的受访者都是有房一族并在上海生儿育女。笔者的采访问题包括他们的上海方言熟练程度、他们的迁移轨迹、因语言或其他因素受歧视的经历，以及他们对上海人身份认同与否。
研究发现
20世纪90年代上海户籍制度改革之前，自我认同的三大支柱——上海户口、市区常驻居民身份和精通上海方言，在法律、地理和语言上牢固地确立了上海人的身份。然而，在过去的20年里，旨在将上海打造成一个全球城市的国家发展政策，通过向特定的新移民群体授予上海户口，打破了确定上海人身份的法律（户口）和居住（市区常驻）的排他性基础。同时，在住房私有化和城市改建的浪潮中，数以百万计的上海户籍人口被动迁到了曾经的上海郊县区域。［18］
早期关于语言和身份关系的研究，强调现代城市环境中的社会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来建立和维持的，并且该群体的凝聚力并不一定依赖于居住的邻近性或个人经济状况的同质化。［19］本文研究显示，近期政策导致的法律、地理和人口变化，强化了上海方言在确定上海人专属身份方面的重要性。近期上海的外来人口并不一致：既不是来自某个特定地区，也不属于某个特定社会阶层。许多通过学历或财富获得上海户口的外来人口比许多上海本地人拥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此同时，上海本地群体本身并不具有个人受教育水平或经济状况的同质性，这一事实为外来人口的地域认同和语言能力之间微妙而矛盾的关系增添了一层新的色彩。
此外，对于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来说，精通上海话意味着文明、对城市生活的熟悉和上海人群体的内部成员身份。［20］这些特征体现在社会建构造成的语言资本“不但包括能产生无限数量的语法正确的话语应用能力，还涉及在特定的情况下充分使用该语言的社会能力”。［21］因此，在日常交往中，上海方言能力可以作为识别非本地人的有效工具。
需要注意的是，那些被认定为“上海本地人”的人本身就是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第二或第三代移民。因此，与语言和共同价值观相比，本地根基与上海人的社会认同关系并不大。鲁道夫等发现，一些快速适应上海都市生活和文化的非本地人“谦虚地自称‘准上海人’”。［22］但是，正如笔者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上海本地人通常会通过强调他们习得上海方言的父母或祖父母也曾是来到上海的移民，来否定不说上海话的非本地人的自我上海身份认同以及官方的分类。通过援引他们家族的移民历史，上海本地人强调祖辈自觉自愿习得上海话。这不是通过户口身份或居住地来定义上海人的身份，而是有目的的持久文化符号和文化认同以及归属。笔者的上海本地受访者并未看到官方认可的新上海人如他们祖辈一样为融入上海本地社会而努力习得上海话。［23］

从法律角度，在上海合法生活、工作多年的外来人口获得了上海户口或上海居住证，他们不该被视为客人，而应是共同的主人，更不要说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专业技能的移民已经在上海置业并缴付社会保险金多年。他们不再被法律身份挡在门外，自然会产生安全稳定感。但即使他们把上海称为“家”，也并不代表他们对上海产生身份认同。他们对于上海身份的认同构成了一个多样的谱系，从自称上海人到对该身份的不屑一顾（如直言“不是每个人都想做上海人”）。相对应，他们对于上海话习得的态度也是迥异的。
1.上海人身份的获取标准
自19世纪中叶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来，语言和原籍一直被用作社会阶层的代名词以及歧视外来人口的依据。［24］自2001年《语言文字法》通过以来，20年间，普通话逐渐在上海的大学校园、工作场所和公共场合占据主导地位。这大大降低了外来人口为自己的日常工作、生活而学习方言的动力和必要性。在笔者的研究中，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和10年代中期，在上海定居的三组外来人口之间，基于语言的歧视已经从公开的歧视转变为隐蔽的划界和区分的信号，从在整个上海本地人群中普遍存在到仅局限于年长且相对弱势的本地人群中。尽管多年来，随着“外地人”这一标签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建筑工人或家政服务人员等体力劳动者之间关系的脱离，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已经逐渐减少，但外地人与上海人之间的认知鸿沟仍然存在。对于大多数上海本地人来说，一个人的价值仍然是通过他们的行为或听上去是否像上海人来判断的，即是否具备上海人的习性。［25］尽管上海本地人的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背景迥异，但上海人身份仍然暗示着城市的精致和西方的现代性。基于社会阶层及个人财富所能提供的生活方式，高教育、高技能的外来人口明确表示他们的自我认同是流动的：永远是外地人，但又对上海有着明显的归属感。这种模棱两可性表现在他们承认自己不精通上海话或没有掌握上海话的意愿，他们对这座城市的物质和象征性的拥有权，以及对家乡逐年来的疏离感。由于成长环境、个人背景、语言文化等原因，他们与真正的上海人的区别烙印在他们自己和那些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的脑海里。正是在这种区别下，形成了他们以上海人身份自居的模仿倾向，特别是在希望迅速融入本土上海人社群并在上海定居的外来年轻职业女性群体中。这类似于布尔迪厄所说的小资产阶级中的“矫枉过正”，即尽管有种种愿望，但她们在实现那些愿望、认可为中产阶级的同化目标方面手段有限。在没有个人经济水平做支撑的情况下，语言能力成了一条捷径。［26］
茅［27］是一名咨询顾问，他向笔者描述了他观察到的两名同来自湖北的高中女同学。和他一样，她们也都毕业于上海的顶尖大学。在他接受采访时，那两人都在世界领先的审计公司工作。“她们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就是嫁给一个上海本地人。她们觉得上海已经足够好了，希望能在这里定居，并且也在学习上海方言。”在他的描述中，以前的高中女同学们似乎仍然将上海方言的熟练程度与上海人的身份紧紧联系在一起，视其为融入本地上海人社群的一种必要技能和手段。但茅不认同这种做法，在他看来，出生地对于个人身份的烙印被她们的上海话习得刻意隐瞒了。同时，这个现象也指出了获得上海人身份构成要素的基本层次结构。首先要求受大学教育，由此获得白领工作。这种教育和职业道路为结识并理想地嫁给上海人提供了可能性。而在这一个人努力和命运安排的过程中，上海方言在加快她们的社会融入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并使她们被认可为名义上的上海人。
另一方面，那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外来人口认为“新上海人”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是将他们视为永远无法获得“上海人”身份的外地人。作为一种防御机制，他们拒绝将“上海人”视为更高地位、更好品味或仅仅是令人向往的标签。借用祖金（Zukin）等关于纽约商业街绅士化著作中的“象征性所有权”概念，［28］以上海为例，这座中国大都市的象征性所有权是由那些有能力在这里生活并且生活得很好的人获取和享受的。因此，这种说法并不与所谓的语言能力相关，而是与物质财富相关。
在笔者2017年的采访中，原籍哈尔滨的伦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上海，工作生活超过15年。她直言不讳地指出，要认定并被承认为上海人，就必须有不容商榷的标准：“首先，你需要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其次，要了解这座城市。我在这座城市里完全没有方向感，总是依靠GPS。但是我老公（上海人）对每条路和每条街都很熟悉！如果我说自己是上海人，我自己都不相信！”对于通过工作获得上海户口并与上海人结婚的伦来说，上海方言的不熟练和对城市建筑环境的不熟悉，使她与土生土长的上海丈夫有很大不同。这两个标准很有意思，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上海大规模的城市改建和扩张让许多本地人对自己的城市都感到陌生。伦对典型上海人的描绘依赖于传统的限定词，这些限定词假设了一个冻结在时间河流里的城市语言和物理空间。这样的限定，并不适用于上海这几十年来的状态或轨迹；或者说，自上海开埠后从未如此。
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来到上海求学创业，并追逐事业、名利。他们在这座城市度过的成长岁月将其塑造成为具备与上海都市身份相对应的品位和偏好的人。对于一些非本地人而言，大学以来的成长阶段对他们喜欢上海的城市生活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尽管他们不一定会被认定为上海人。同样来自中国东北的丽，指出了上海独特的城市文化魅力：“重要的是你住在这里，你与这个城市的关系有多亲密。我并不是在[上海]买了公寓之后才开始有家的感觉。我在本科毕业前就有这种感觉，我根本不想离开上海……我不太喜欢沈阳。我在那里长大，我知道那里的城市文化，但我不喜欢它。我最喜欢的地方是这里[上海]。”丽从大学毕业到组建自己的家庭，再到后来成为房主，这些人生阶段的里程碑分别在职业、家庭和经济上确立了她的身份。这些都发生在上海，也正发生在她与家乡沈阳越来越疏远的个人成长时期。同批受访者中一位受过高等教育、同来自东北的男性也谈到了这种与城市的情感和纽带，并将之简明扼要地概括为：“当所有这些重大人生事件都发生在上海，自然会把这座城市当作自己的家。”更重要的是，丽在采访中强调，吸引她留下的是上海独特的城市文化和城市氛围，这已超越了物质积累或重大生活事件。这座城市有着东西方历史文化的交融、一代代移民的烙印、务实的商业文化和对新趋势的开放态度，都蕴含在“海纳百川”的理念中。这是上海的独特性。

在笔者的采访对象中，佳是一个罕见的例子，她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虽然带有轻微的口音。20世纪90年代中期，她从成都来到上海读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当被问及她对于上海人身份认同和上海方言的使用时，她向笔者描述了某次她用上海话和出租车司机交谈的情景。当时她被司机问道：“你为什么不早点说你是上海人呢？！”司机的语气中充满了熟悉和亲切。在上海公共场合方言的使用越来越少的背景下，该司机的反应毫不奇怪。上海方言的熟练程度标志着一个不断缩小的社会群体的内部成员身份。成员之间有着天然的内部亲和力与凝聚力。在笔者2017年的采访中，佳进一步阐述了她的上海话使用以及自我认同为上海人的立场：“我不会明确否认他们认为我是上海人的假设，似乎是这样。我只想说：genbenfe gang Shanghai ai wo le ya！[带口音的上海话（根本不讲上海话了呀！）]我不会说我不是上海人，是的……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费力地向别人解释。也许‘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已经认定自己是一个上海人了。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它，我不知道，户口？长期居留权？‘对我来说’，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仔细观察佳在访谈中的基础语言——普通话和上海方言的语码转换，即用拼音拼出的方言，以及引号标注出的内容她是直接用英语说的，就会发现她在访谈中呈现的是一个以上海为基地的“多语言世界主义者”。在上述简短的回答中，她对自我认定为上海人的问题反复纠结。尽管根据笔者之前提出的上海人身份的三大支柱，即户口、长期居住和上海方言的熟练程度，她都做到了，但她仍犹豫不决。她在使用上海话时带有轻微的口音，但她有信心和陌生人使用方言，即使是像出租车司机这样利用语言能力识别出她是上海人的陌生人，她也刻意避免否认。

王（Wang）和范（Fan）在一项针对武汉流动人口的研究中发现，与其他流动人口相比，那些在社会、文化和语言上已经适应了所在社会，并且有经济能力自主创业或有稳定工作的流动人口，更容易产生归属感。［29］以上海为例，像丽和佳这样的成功故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的教育水平，这使得她们能够合法进入这个城市，并在后来获得了经济社会地位，进而为生活方式、品味或个人偏好等其他因素提供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基于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的排斥，也极大地限制了一部分外来人口融入上海人社群的机会，不管是获取社会资源还是建立个人的社交圈。比如薇在高中毕业后从湖南省的一个小村镇来到上海，与20世纪90年代初来到上海做“农民工”的父母团聚。2017年接受笔者采访时，她已经在上海生活了5年。她当时在一家初创公司担任办公室行政人员，之前在一家快递公司做客服。她认识上海本地人的机会非常有限，更不用说和上海本地男青年约会了。在这5年的社会生活和工作中，她的社交圈里从未出现过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男青年。尽管长期居住在上海，并拥有合法身份、稳定的生活，但对于像薇和她的父母这样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外来人口来说，基于中产阶级地位和消费方式的“新上海人”的标签是遥不可及的。
上海一家主要日报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本地记者，曾在笔者2013年的采访中描述了承认或否认“上海人”身份时，社会阶层是如何超越上海话能力的。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来说，上海方言的熟练程度似乎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归属感甚至是尊严感，尽管这种归属感很表面，上海本地人也很少会承认它：“我曾经采访过普陀区政府主办的新上海歌唱比赛的获胜者。在所有的城区中，普陀区是社会底层流动人口最多的地区。比赛的第一名和第二名都是来自农村的体力劳动者。我采访的电工来自全国最贫困的贵州省。他靠骑着在前面挂着‘电工’硬纸板牌子的自行车在居民区里找活干谋生。他是一个朴实无华的农民，他说：‘从这次（上海话）歌唱比赛中，我找到了尊严。’”电工的话让她感到惊讶，使她间接地肯定了“新上海人”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是市、区政府促进外来人口融入社会的战略举措，模糊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界限。根据上海低层次农民工语言使用回报的定量研究，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增加了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尤其是在服务业、制造业和建筑业。［30］非主流的语言市场仍在发挥作用，即上海方言能力的语言资本在21世纪10年代初能成功转化为经济资本。然而，上海人并不关心低阶层农民工的上海方言能力。在对获取上海人身份有诉求的大前提下，外来人口基于自身的条件和能力，针对户口、房屋所有权和居住地、语言这三大标准进行了不同的解读。未受高等教育的外来务工人员无法达到上海市政府制定的户口申请标准，且上海的高价房屋所有权对于这些打工者来说更是可望而不可即，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话的习得成为其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唯一渠道。
而对于拥有高教育和高技能的外来人口来说，他们享受了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并有经济条件支撑，使得他们能理直气壮地主张自己在上海的象征性所有权。这个群体尽管没有习得上海话，但社会阶层所赋予的权利和归属感并不因其受影响。也正是他们的这种理直气壮，让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感到威胁，并通过强调上海方言能力和上海人身份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方言能力体现出的城市阶层和习性，来挑战“新上海人”的共享主人身份和权益。上述三大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国家和城市本身多年来人口和移民制度中的标准，也结合了上海本地的语言文化传统，但归根结底，这是一种非官方的价值标准。上海本地人灵活地运用全部或部分标准来评价、歧视、排斥或接纳外来人口进入本地社群；同时，外来人口则创意地解构这些标准来融入本地的社群。正是对于这些标准的不同解读和使用策略，构成了对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话语权争夺。讽刺的是，被官方认可和欢迎的“新上海人”群体，特别是属于富裕阶层的那一部分人，对获取上海人身份这一标签表现出极其有限的兴趣。他们一直在实践和履行的是一种不断变化的灵活身份，笔者称之为“机动的居民身份”。［31］
2.机动的居民身份
鉴于多年来上海市政府对于上海户口和近年来上海居住证申请、颁发的各种政策改革，外来人口往往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正如凌敏华根据她对在上海郊区长大的外来青少年人口的研究所称的“分段性包容”。［32］当面对身份问题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会用“新上海人”称呼自己，而另一些人则在回家探亲及与家乡的家人或朋友交流时面临尴尬的两难境地。与凌（Ling）研究中出生成长在上海城乡接合部的非户籍青少年类似，来自外地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没有学习上海话或融入当地社会的动机和渠道，但在上海生活多年后，他们的举止、品味或喜好或多或少都有了改变。在笔者2017年的采访中，两位女大学生告诉笔者，她们分别来自浙江台州和皖北的一个小城市，放假回家，亲戚们往往拿她们的上海人身份开玩笑。怡驰说：“家乡的亲戚经常会开玩笑地说：‘你现在是上海人了！’或者当我们一起吃饭时，他们会开玩笑地评论我的肤色，‘你现在一定有上海人的肤色了’。他们觉得我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但我只是耸耸肩。”依欣说：“我家里的亲戚也会开玩笑地说，你现在是上海人了，上海人的习惯，和我们安徽人不一样。”她们的反应显示了对上海人身份甚至是对广义上的地方身份，持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上海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中，也存在于老一代的富裕的外来人口中。在对5名受过大学本科教育、当年随丈夫工作或因家族企业扩张原因移居上海的外来女性进行的一次集体采访中，笔者了解到在上海的那些在地域和社会阶层方面流动上升的精英移民并没有多少归属感。上海恰好是事业的理想之地，它所提供的舒适和便利也满足了她们的欲望和品味。在那次集体采访中，一位来自山东的两个孩子的母亲对笔者提出的关于地方认同感的问题不屑一顾，并明确表态其无关性：“如今[个人]的地方身份很复杂。一个人来自外地，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几年……你说她属于哪里呢？这样的概念很模糊，对我来说意义不大。”在她的案例中，地方身份不是用现在时态表述的，而是与一生的灵活性、机动性和机遇之旅相对照的。这种心态与几十年前生活在计划经济下的那一代人，或者以自己的沪籍为荣、不考虑移居中国其他地区或海外的上海人大不相同。这些精英移民的生活急剧变化恰好发生在上海，而他们仍然渴望着未来潜在的机遇。这些移民的态度体现了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环境下一种独特的个人主义。［33］
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各种政策、户籍制度的放开、住房政策以及特别是2001年《语言文字法》的共同作用下，如今正值壮年的一代人，依然在感悟着他们在过去30年中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域和向上的社会流动。伟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功商人，他拥有数十年的市场营销经验，并拥有自己的咨询公司。他与笔者分享了他对地方身份概念的思考：“我不知道我是哪里人。我出生在乌鲁木齐，在常州长大，并在南京上学。我就读于兰州大学，然后在广州工作（90年代初搬到上海之前）。如果你问我的祖籍，那么就是江苏仪征，我的祖父是那里人。”伟所经历的地域流动是几十年社会发展和人口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战略性地将特定比例的公民分配到国家的各个角落，之后经济改革时代又实现了自愿性的地域流动。
这些外来人口对上海身份认同的模棱两可只有一个例外。笔者了解到所有的受访者出国旅行时，都会一致声明自己来自上海，正如伦向笔者解释的那样：“当我在国外旅行时，我会说我是中国人，来自上海。否则解释起来就太复杂了。在中国，我会解释说我是东北人，来自辽宁省，目前居住在上海。”凭借获得的上海户口或上海居住证、房产所有权、职业和长期居留权，他们声称拥有上海人的身份无可厚非。然而，上海本地人会以上海方言的不熟练去质疑他们。在上海本地人看来，自称上海人是那些非本地人对这一专属类别的公然和不可接受的侵占。面对这样的敌意，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经济状况较好的移民选择淡化本地身份的重要性，采取更务实的态度，将上海视为居住地，而不是（新）家乡。
3.“并非每个人都想成为上海人”
上海方言的熟练程度在上海本地人社群中受到如此推崇并被用作排斥外来人口的工具，但其在受国家语言和教育政策影响的专业领域中的应用却非常有限。佳分享了她在一家英国公司工作的经历，在该公司她担任高管职位已有多年：“当我1999年开始工作时，所有管理层成员都是台湾人、香港人或在国外生活多年的上海人。日常交流的语言（在办公室里）要么是普通话，要么是‘英语’，‘没有其他办法！’在整体‘环境’中，在‘工作环境’中，‘除非行政人员’‘财务人员’，所有那些可以快速被‘本地化’的职位的员工都说上海话。他们永远也达不到‘高管级别’。整体（劳动力市场）‘层次结构’以及‘专业层次’的就业状态已经完全改变。”她所在公司的等级制度与相应级别的员工所使用的语言相呼应。在与笔者的访谈中，她多次在普通话、上海话，以及英语（单引号标出部分）之间，频繁语码转换，也从侧面描述了她在工作环境中的语言使用。像她这样有海外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的外来人才，能够升到高级管理层的机会，大大超过在辅助部门工作的上海本地员工。用她的话说，后者很容易被取代，而且那些职位最初就被设计为本地化，即支付较少的工资以削减运营成本。显然，在她的讲述中，上海本地人所面临的“升迁的无形障碍”表明精通上海方言可能会在国际化工作场所以一种不利的方式标示出本地身份。如果在工作场所以使用上海话为主，表明该员工的地域狭窄、受教育水平有限、缺乏国际经验，因此职业晋升机会也有限。
位于自我认同为上海人态度的另一个极端，属于富裕阶层、常驻上海近20年的梅在笔者的采访中对地方认同的整体概念提出了挑战：“我不明白认同一个城市的概念。我不认为上海人是一个令人向往的身份或让人感觉良好或特别的标签。我没有那种感觉。”梅那种对上海人身份的不以为意，在二十几岁新近大学毕业的外来青年中，不仅表现在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上，也经常体现在对于其他新近外来人员的评价上。不止一位毕业于上海顶尖大学并在科技领域从事高薪工作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向笔者指出，不解为何有些人会积极抹去自己的外地人身份，自我接纳为永远的外地人并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因此，他们没有通过上海话习得而获取本土身份认同的意图或兴趣。
鉴于那些具有理想的专业技能或经济资本的外来人员获得了上海户口，无论他们的母语是什么，也不管他们对这座城市的认同如何，他们在法律上有权与本地人分享城市的所有权。城市归属感在法律定义、行政管辖和社群文化之间的脱节，导致上海方言能力和上海人身份之间的关联模糊不清。如本文研究所示，社会阶层和教育水平、市政府发展和城市人口流动政策所设定的标准，促成了上海方言能力和上海人身份的脱钩。本文研究捕捉到的是上海正在恢复其全球城市地位的一个短暂阶段，可以预见的是，像其他国际大都市（比如纽约、伦敦）一样，非本地人口最终将超过本地人口。在这种人口背景下，上海方言能力和上海人身份之间的联系将逐渐减弱，城市文化的根基将不再局限于上海本地人口的文化语言传统，而是多元、多诉求和不断更新换代的，并再次契合了“海纳百川”的上海精神。

结论
本文探索了拥有大量流动人口的大都市居民的地方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就谁有资格称自己为上海这座中国特大城市的“真正”市民而言，环境心理学中普遍观察到的从地方到个人的身份转移，在多个方面都受到了挑战。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外来人口中，一种模棱两可的现象涵盖了全方面的谱系：从积极学习上海方言并在公共场合使用它来展示本地身份，到拒绝地方方言习得和本地身份，以及对自我认同或被本地人承认为上海人反感甚至漠视。这些差异化的态度和实践本质上是国家和城市在人口、语言、社会福利甚至海外移民等方面的政策造成的。受过高等教育和在改革开放几十年里积累了个人财富的中产甚至中高层人群，解构地对待各种政策为他们创造的机会和设置的限制。在户口、工作、房屋产权等硬指标之外，城市如何吸引外来人口，如何营造一个欢迎和包容外来人口的文化、社会环境，同时不激起本地人群的负面情绪，是一个超越上海，甚至超越中国的大课题。
本文以上海为例提供了一个正在快速转型的特大城市中的高教育中产外来人口社群的身份认同概况。多年来的中外文献将语言作为地域身份认同的一大标志，而上海的现状是年轻一代不论本地人还是外来人口，对上海话知之甚少。同时，上海本地人和外来人口之间在工作、社交、家庭等各层面社会互动的日益密切和融合，以及以单语为主的上海方言使用者的消亡，预示着上海方言能力和上海人身份之间的联系将不断被重新定义。上海历史上就是一个移民城市，如何处理和协调新旧移民之间的关系，有诸多案例和经验可以借鉴。而上海的特殊性在于，上海话在本地人心目中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一味压制或者希望它完全被普通话取代并不现实。
本文研究显示，上海市政府自2012年来提出的“新上海人”概念等吸引外来人才的举措，在这十年来对于外来人口的身份认同作用有限，并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本地人和外来人口之间的界限。如果能在未来扩大上海人身份的外延，在政策上支持本土语言、曲艺、社群文化的发展，用一种更包容的态度对待各种地方文化，让不单本地人，还有外来的国内和国外的移民，都能在上海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社群空间，将有助于各阶层市民产生内凝聚力和认同上海身份。一个在西方背景下关于移民社区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概念“跨语言”（translanguage）现象，可考虑在上海被采用和实践，即在上海的日常交往中应欢迎混合使用上海方言、普通话、移民家乡的方言，甚至夹杂英语，而不是所有场合、所有人群一概使用标准普通话，否则会被歧视对待或惩处。中国的全球城市将是一个审视和研究新（都市）身份的完美场所，它将超越那些基于背负着殖民历史和西方语言意识形态的重担的传统的西方大都市的演变和发展而产生的理论模型。
本文的研究也有可能被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全球城市，在那些城市中，大规模的内部迁移带来了多种语言和身份的碰撞，并导致在地方自豪感、务实的激励措施，以及索引国家和地方语言的竞争性的语言意识形态的交汇处进行地方身份上的较量。

（刘毅敏译，陈吉校对）

▲原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注释

1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页。2陆益龙：《1949年后的中国户籍制度：结构与变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24页。3 Pierre Bourdieu，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14.4 Pierre Bourdieu，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James Milroy & Lesley Milroy，Authority in Language: Investigating Standard English，Routledge & Kegan Paul，1985，p.58.5 Pierre Bourdieu，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6 Yanjie Bian & John R. Logan，“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1, no. 5, 1996, pp.739-758；Yanjie Bian，“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8, 2002, pp.91-116；Xiaogang Wu & Donald J. Treiman，“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1955-1996”，Demography, vol. 41, no. 2, May 2004, pp.363-384.

7 Kathryn A.Woolard,“Language Variation and Cultural Hegemony: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Sociolinguistic and Social Theory”,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12, no. 4, 1985, p.738-748.

8 Sihua Liang，Language Attitudes and Identities in Multilingual China: A Linguistic Ethnography，Springer，2015.

9 Fang Xu，Silencing Shanghai: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Urban China，Lexington Books，2021.

10 Pierre 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p. 221.

11 Fang Xu，Silencing Shanghai: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Urban China.

12 Monica Heller & Alexandre Duchene,“Pride and Profit: Changing Discourses of Language, Capital and Nation-State”, Language in Late Capitalism: Pride and Profit, Routledge, 2012, pp. 1-21.

13 Harold M. Proshansky,“The City and Self-Identity”,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vol. 10, no. 2, June 1978, pp.147-169；Harold M. Proshansky , et al., “Place-Identity: Physical World Socialization of the Self”,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vol. 3, no. 1, 1983, pp.57-83.

14游汝杰：《上海郊区语音近30年来的变化》，《方言》2010年第3期。

15 San Duanmu, et al.,“A Study of Language Choices and Language Use by Residents of Shanghai”, Global Chinese, vol. 2, no. 2, 2016, pp.241-258；蒋冰冰：《双语与语言和谐：来自上海市学生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修辞学习》2006年第6期；焦成名：《上海土著学生语言应用报告》，《语言文字应用》2009年第1期；Caide Xue, “A Study of the Language Behavior of Shanghai Residents”,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Speech Communities in China and Europe, edited by Marinus van den Berg and Daming Xu,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0, pp.164-183.

17 Xiao-quan Chu,“Linguistic Diversity in Shanghai”,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vol. 11, no. 1, 2001, pp.17-24.

18 Shenjing He,“State-Sponsored Gentrification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The Case of Shanghai”,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 43, no. 2, Nov. 2007, p.187；Fulong Wu, “Residential Relocation under Market-Oriented Redevelopment: The Process and Outcomes in Urban China”, Geoforum, vol. 35, no. 4, July 2004, pp.453-470.

19 John J. Gumperz and Jenny Cook-Gumperz,“Introduction: Language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Social Identity”, Language and Social Identity, edited by John J. Gumperz,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6-7.

20 Fang Xu, Silencing Shanghai: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Urban China.

21 Pierre 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p.37.

22 Jennifer Rudolph & Hanchao Lu,“Mirrored Reflections: Place Identity Formation in Taipei and Shanghai”, Urban China in Transition, edited by John Logan, John Wiley & Sons, 2008, p. 172.

23 Fang Xu, Silencing Shanghai: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Urban China.

24 Emily Honig,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5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6 Pierre 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p.62.

27因采访人隐私保护需求，使用化名，下同。

28 Sharon Zukin, et al.,“Spaces of Everyday Diversity: The Patchwork Ecosystem of Local Shopping Streets”, Global Cities, Local Streets: Everyday Diversity from New York to Shanghai, Routledge & CRC Press, 2016, pp.1-28.

29 Wenfei Winnie Wang & C. Cindy Fan,“Migrant Workers’ Integration in Urban China: Experiences in Employment, Social Adaptation, and Self-Identity”,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 53, no. 6, Nov. 2012, pp.731-749.

30 Zhao Chen, et al.,“Returns to Dialect”,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30, Sept. 2014, pp. 27-43.

31 Fang Xu, Silencing Shanghai: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Urban China, pp.181-188.

32 Minhua Ling, The Inconvenient Generation: Migrant Youth Coming of Age on Shanghai’s Ed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12.

33 David Harvey,“Neoliber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20-151.

*刘毅敏，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研究生。陈吉，上海师范大学期刊社副编审。


编辑：梁钰妍 张微

校对：李嘉君

审核：陈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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