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他们在云南不舍鲜花与自由
边界是多重文化交汇之处，也是时代季风最先吹拂的地方。长期以来，边界的丰富与碰撞，那种越界又一步之遥的质感，令我深思，也令我决心开启这样一个漫长的计划。它需要长期的阅读、走访、写作，不可能很快完成，但或许，找到这样一个锚点，能让我在疫情中动乱不安的内心，能稍微从容一些。
「边境的褶皱」系列是一个耐心的写作计划，欢迎每一位落座的读者，收录进这个系列的文字，专注于对边界的漫游、对于边界内部褶皱的一次次勘探，并期待着，下一次一见如故的重逢。
©宗城
01 没有人，风景是无趣的
我读中国文学，喜欢汪曾祺的文字，汪曾祺文字的味道跟一座城市很像，那就是昆明。汪曾祺的青春期是在昆明度过的，从十九岁到二十六岁，在昆明，他求学、恋爱、谋生，走遍昆明的大街小巷，领略过西南联大的神采，联大诸君把他的胃口养刁了，使他更追求文字上的趣味，讲究好玩、有趣、说人话。
生鸡活鸭、新鲜水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他写昆明，重点写的着重描绘的不是昆明的历史大事，而是白猫、软垫、汽锅鸡、过桥米线、菌子、泡梨、葛根、焖鸡，汇总起来，就是一幅昆明的美食地图。你会看到不同米线的口感差异，也能在他的文字里游荡金马碧鸡坊、文林街、龙翔街、大观楼、翠湖、茶馆。
1996年，汪曾祺给《昆明猫》画作写款识，款识道：“昆明猫不吃鱼，只吃猪肝。曾在一家见一小白猫蜷卧墨绿色软垫上，娇小可爱。女主人体颀长，斜卧睡榻上，甚美。今犹不忘，距今四十三年矣。”可见他的趣味。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汪曾祺的行文，那就是“从容”。画家王梦白的作品萧疏淡雅，汪曾祺的文字也有这个特点。如果要我形容昆明的气质，想到的也是这从容二字。
我第一次去昆明，是在孩童时期，那时父亲在西南打工，我们一家人曾在昆明短住，可惜记忆已模糊，具体细节，如今已记不太清。第二次去，是在2020年的七月。
当时，北京疫情刚刚缓解，朋友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昆明？他那时计划在昆明做青年空间，邀请我来昆明转转，路费住宿费报销。我想，这等好事，不去白不去。那阵子在北京待太久，整个人处于要发霉的状态，我很快就购买了到昆明的机票。
在昆明的第一夜，我们住进城中村。廉价宾馆下都是大排档，一群人围桌而坐，开绿瓶啤酒，吃大份烧烤，凌晨两三点，夜市仍有人烟，不远处就是清一色的商品住宅，冷冷冰冰的立方体，犹如一座座墓碑伫立在茫茫旷野。
我们那晚住70块一晚的廉价宾馆，这里住一个月，包折扣，可以压缩到一千块以下。朋友在北京做青旅，遇到过流管办查隔断，在昆明的城中村，他笑着问，这里不会查群租房了吧？我们沉入茫茫黑夜，幽蓝的夜色中，隔壁情侣的声音传入耳中。
昆明已经没多少人戴口罩。新冠疫情在这里淡去，人们恢复到日常的劳动和作息。和昆明相比，北京限制颇多，坐上地铁和公交车，不戴口罩仍会被警告。北京是首善之地，吸引全国人的目光，出一点闪失，都会被朝阳区的媒体争相报道。基层管理者生怕出问题，丢了工作，宁可错杀，也不放过，这就决定了北京的政令层层下移、越来越严，上面的人说话，下面的人往往会按更严的方向执行，加之高昂的租赁成本和物价，这几年，北京的青旅生意不好做。
眼见于此，很多北漂选择南下。疫情期间，我曾经在五道口的朋友，都四散天涯，在南方开始新的生活，云南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之一。这里有苍山洱海，也有大理古城，虽说文艺二道贩子遍地，让一些街市充满了庸俗气，但比起东部大城市，云南大部分地方仍有朴野、清澈之气，漫步彩云之南，一个人会由衷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也会意识到，如果人这一生只为金钱和荣誉劳碌，那不过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平庸生活。
在昆明，我们去了滇池，它是云南的一滴泪，却养活了几代人的生计。昆明三面环山，一面向水。滇池，是来来往往的人绕不开的名字。它绵延300余平方公里，是云贵高原最大的淡水湖，也是世世代代昆明人的“母亲湖”，眺望滇池，会想起古代的云梦泽，云梦之大，如同望不见尽头的沧海，烟气横溢，雾豹穿梭，据说刘邦的大军曾在这里迷了路，所以唐代刘禹锡说:“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云梦泽给人的震撼可想而知。
如今，云梦泽消失了，滇池的面积在变小，可它仍然像是一面绿色的巨大镜子，镶嵌在云南的地表。如果沿着湖边走，从起点回到起点，一天一夜都走不到尽头。
依托滇池，昆明渔业、旅游业乃至房地产业蓬勃发展，人类没有回报滇池，却在这里索取很多。土生土长的昆明人说，年少时看到的滇池，比现在看到的更壮观、更清澈。“夏天，滇池湖畔人山人海，大家在岸边唱山歌、跳民族舞，在清澈的湖水里游泳、划船、嬉戏，好不热闹。”可是在后来，滇池的水质开始变差。昆明有一首民谣唱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摸虾做菜，七十年代游泳痛快，八十年代水质变坏，九十年代风光不再。”
随着城市粗放发展、大量工业项目的开发，滇池水质拉响警报。八九十年代，滇池一度成为“臭湖”，政府投入近500亿元治污，滇池的水质才慢慢从劣V类提升为V类，到2018年上升至IV类。
水质恢复了，原住民们又有另一大困扰，就是各大房地产商在滇池附近圈地、囤地，拉高楼市价格。比如位于滇池南岸的晋宁区，汇聚了近10家大牌房企，落地了多个千亩大盘项目，成为地产商眼中的“风水宝地”，以至于“云南新闻网”的记者感叹:“滇池是昆明人的，还是地产商的？”
关于昆明，最令文人魂牵梦绕的，或许就是滇池和西南联大遗址。但说实话，滇池再美，也不过是大一点的湖泊，西南联大再有名，也只是一堆物是人非的石头。一处风景，最重要的是人，没有人，风景是无趣的。就像人们怀念西南联大，不是那些建筑工艺水平有多高，而是恰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最精英的一批学者，齐聚在昆明的土地上。
“1937年至1946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这三所著名高校，为了保存知识火种，南下、西迁，辗转大半个中国，来到昆明合并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历史罕见的偶然中，梅贻琦、蒋梦麟、闻一多、郑天挺、朱自清、冯友兰、周培源、钱穆、钱锺书、潘光旦、江泽涵、汤用彤、吴晗、吴大猷、吴有训、陈岱孙、陈省身、陈寅恪、张奚若、金岳霖这些学人，来到中国的大后方，即便在最黑暗的岁月，也没放弃光明的向往。闻一多在《最后一次演讲》中写道:“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
那是一段战斗机频频空袭的岁月，一代学人住在土墙泥地茅草顶的宿舍里，阅读历史与文学，学习数理化知识，坚信毕生所学，正在此刻，外寇可夺我土地，但无法摧毁人们重整河山的意志。当人们怀念西南联大，怀念他们不曾经历的一代人事，他们所怀念的，是那一代学人的巍巍风骨、兼容并包的思想风貌，而并非西南联大的建筑本身。
旧时王谢堂前燕，当知识分子没落了，西南联大的风骨，也早随了一代学人的逝去而雨打风吹去。瞻仰一块石头，又有什么用？何况，这石头还不是旧的，不过是七十年代后新建、和西南联大已经无甚关系的建筑，即便挤出感慨凭吊，也不过换来西风的无言。
过去在天津读书，朋友来天津玩，说想去梁启超、曹禺、李叔同故居玩，我都说，你别抱太大期望，没多大意思。因为大部分人，不是建筑师，感兴趣的其实是人，跟那个空房子没什么关系，本质上，梁启超住的房子，和同款的其他房子，没什么区别，它之所以有人看，不过是因为梁启超住过罢了。这就譬如鲁迅上过的茅房，有人也觉得新鲜。
所以，来到昆明，遗址、故居云云，可以一看，但不必期望太多，现在的昆明，和蔡锷、西南联大在的昆明，早已经是两回事。
捞鱼河湿地公园 ©宗城
02 我在昆明的歌剧院蹦迪
住在昆明的第二天，我去到聂耳歌剧院蹦迪。
聂耳歌剧院在昆明官渡区春城路289号，对面是昆明国际会展中心。抬头望去，那是一座圆筒状的高大建筑，大底座、结构对称、层层阶梯，夜晚外墙闪烁着红蓝色的光，像是发光的肯德基全家桶。
早上，这里承办优雅的艺术活动，晚上，这里是蹦迪者的天堂。不只是聂耳歌剧院，在官渡区海明路、国贸路和春城路连接的片局，是昆明年轻人享乐的圣地。觥筹交错，酒池肉林，外面一片寂静，内头歌舞喧喧。在昆明，这片安静、边缘的土地上，却有这样一处完全不逊于北京三里屯的娱乐场所。
聂耳歌剧院、双桥夜市、文林街可能是昆明最有意思的地方，但最初，我并没有把它们列入行程表，多亏一位本地人的介绍，我才没有错过。
那位朋友不是云南本地人，但对云南很熟，我笑称他是老炮。他这次待在昆明，跟公司的一个项目有关，为了节省租金，同时保证生活品质，他住在云大东陆校区附近、毗邻云南省杂技团家属院的一家民宿。
那家民宿在一栋老式公寓的顶层，没有电梯，只能摸黑上去，但一打开门，绿植、鲜花环绕，空间宽敞，是一处休闲隐居、俯瞰城市风景的好去处。
老炮是个爽快人，不但帮我们搞定住宿，还带我们夜游昆明。双桥夜市、文林街酒吧，他都去过，那些昆明的地下奇谈、彩云之南的消遣场所，在他口中如数家珍，我们原本疲惫的肉身，很快振奋起来。
在美食街，他请我们吃了一顿傣味烤鸡，听说我们晚上要闲逛，他问，你们听说过官渡区的夜总会吗？那里非常热闹，相当赛博朋克！
我问他，是蹦迪场所吗？他说是，但和三里屯蹦迪还不太一样。三里屯的蹦迪，就像北京的节奏一样快到像吃了摇头丸，但云南这里不是，云南悠闲得很，人们自在地蹦迪，还有人送花，门口就有卖花的，说是花市里来的，经常有男人买花送给女人。
我打断他，那为什么说它赛博朋克？他仿佛说到了小说最高潮的部分，露出欲盖弥彰的眼神，说：“那里的建筑太魔幻了！三里屯，很多酒吧、迪厅，你一看就像蹦迪的对不？但那里不是，那里反差得很！”
老炮钓起了我们的胃口，我们说走就走，决定夜晚去蹦迪。说起来，我上次蹦迪已经是在北京五道口，疫情爆发后，随着酒吧关门歇业，我也就很久没去了。
1922年，23岁的海明威在巴黎见证了一席流动的盛宴，爵士乐、飞女郎、高跟鞋、豪华跑车，男男女女像飞蛾一样舞动，艳丽的女郎开着香槟在舞会上寻情逐爱。
海明威为此说：“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会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在昆明，这座外界印象中与巴黎相去甚远的城市，我却在这里，在聂耳歌剧院、双桥夜市风情街、文林街，感受到和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笔下的文字相似的活力。
一切充满生命力，一切又是如此空虚，人们重复昨日，浪费酒精和氧气，对他们来说，浪费就是这个年纪的正事，他们当然听说长辈们的教诲，但那又如何，浪费才是他们在20岁，在生命最无处宣泄的时光拥抱生活的方式。
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所描绘的，他们享受当下，把钞票洒向天空，用一瓶瓶香槟将自己灌醉。每一个喧嚣的夜晚，他们都体会着“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在黑色大道旁，望不尽的浮寄流寓，说不完的一晌贪欢，高跟女郎与时尚男士穿行于笑语、香摈和繁垦中，杜松子酒和烈性酒洒在金色女郎的头上，双簧管、长号、萨克斯管、大小提琴、短号、短笛、高低音铜鼓等在绅士耳边彻夜吹响，四处而来的宾客，不分白天与黑夜。
我至今记忆犹新歌剧院侧面的一栋写字楼。在外面看，和普通的商务办公场所别无二致，但走进里面，左拐后推开一扇门，我的耳朵突然被强烈的音浪震颤，即便大声说话，也难以听清。年轻人蹦迪的地方就藏在这里，性感的蓝色灯光下，上千名舞者在足球场面积大小的迪厅里扭动身体。而我，嘴上说蹦迪，身体像一具组装失败的木偶，很不协调地摇摆，在羞愧于自己舞蹈的拙劣后，又默默回到角落，在暗处看沸腾的人群。
和五道口、三里屯的蹦迪场所相比，昆明的蹦迪人群，服装更为多元。有汉族服饰，也有傣族的，人群构成更为复杂，昆明位于南亚与东南亚交接的枢纽，是多民族汇聚的城市。汉族、彝族、回族、哈尼族、景颇族、独龙族、僳僳族、东巴族、蒙古族、纳西族……但在迪厅，不同民族的青年们区别并不大，一样的旺盛活力，一样的热烈起舞，在门口，卖花郎寂寞地站着，等待青年买花。
03 在路上的流亡者
疫情之下，百业凋敝，昆明也受到影响，不过买花行业依然热闹，疫情并未阻止青年人买花、蹦迪、喝酒，在昆明，最红火的除了永远人头攒动的菜市场，就是酒吧、迪厅和花市，它们象征着欲望，也代表着人们对浪漫偶遇的一丝向往，在平淡似水的生活中，他们憧憬自己的小小火光，显然，酒吧、迪厅和花市是他们的理想场所。
出来时，我看到有女人在路边破口大骂，她和另一个女人在吵架。保安隔开她们，路人见惯不惯，从她们身边走过。在路口，又有新的红男绿女下了车，准备奔赴这流动的盛宴。狂欢之后是空虚，热闹是孤独的底色。我们乘坐滴滴打车离去，凌晨两点的昆明，窗外吹着舒服的风，夜色温柔，城市安详地进入梦乡。
在昆明，逛书店也是一个乐趣。昆明的书店很多，大隐隐于市，一些书店的选品，不亚于甚至好于北上广的许多书店，比如文化巷的大象书店，比如这家昆明老街里的东方书店，闹中取静，藏有大量与文学、云南史、西南联大有关的珍贵藏书，大门口是西南联大专辑，杨潇今年出版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是门面，如无意外，这本书将是今年非虚构榜单的常客。
进书店，比较有特色的是跟云南有关的书籍，各种地方志、口述史、文学作品、人物传记等，如果有作家、学者想写云南，这家书店是一个自习的好地方。
书店选品者对文学也很有热情和自己的品味，在书架上匆匆一览，这家的文学选书大多靠谱，更令阅读者喜欢的，可能是它收藏了很多具有年代感的杂志，包括1980年代的《人民文学》、很多非政府资助的民间文学刊物，以及《新青年》等经典杂志。
昆明，这座云南省的省会城市，从南诏古国、大理国到如今，昆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论名气，它既不如北上广这样的东部一线城市，也不如同省内的大理、丽江等旅游胜地。当大理的文艺神话在互联网冉冉升起，吸引一批又一批厌倦都市生活的人们去度假游玩，昆明这座城市的魅力，却少了很多文人墨客传颂。
如今人们想到昆明，最先想到的是滇池、西南联大、汽锅鸡或者过桥米线，在美食与古迹之外，如今的昆明，其实也有很多小众但有意思的地方，从园西路到文林街，从大象书店到东方书店，再到一条绵延千米的小吃街、一座夜晚办起蹦迪派对的歌剧院，昆明不只有岁月静好，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热闹所在。
夏天适合去昆明走一走，不那么热，也不那么急躁，有城市的市民气，又少了一分大都市急匆匆把人推着走的紧迫，这里四季如春，傍晚凉风惬惬，走在这里，会感到一些重要的事情，也不那么重要，今天没有做完，那就明天再做，汪曾祺是生活的行家，他推崇昆明的吃和生活，写过很多散文记录。可见，在享受生活的人眼里，昆明是一座值得细细回味的城市。而它的景色，也不必急于逛完，因为它的好就在行走之间，它使人可以慢一步，而无需为这份慢感到惭愧。
在昆明，源源不断的旅人在此落脚，也会顺道去往大理和丽江。那是久负盛名的旅行之地，也是千百年来被一代代旅行作家书写的地方。先后两个夏天，机缘巧合我都去了大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大理有某种滤镜，只不过是纯粹经济上的考量，既然来都来了，昆明到大理火车票也不贵，不如趁机好好游荡，以免来日单独去大理多付出一笔高铁的费用。
我在大理的见闻，后面试图通过更详细的文字讲述，在这里，我只想略记一二。在我的记忆里，大理不仅与南诏、大理古国有关，也是流浪艺术家、社区建设者的聚集地。千禧年初，一批从北上广离开的艺术家来到大理，在苍山洱海边，过上嬉皮士般的生活。当时，大理的房价、租金都很低，生活成本远小于一线城市。但早在疫情之前，城市士绅化进程，以及大理经济结构对于旅游业的过度倚重，已经让本地人对大理的未来产生隐隐的担忧。
当我来到大理时，在大理古城不远处，一批批房地产项目仍旧在陆续推动，疫情没有耽误人们对房子的热情，到处可见施工工地和刺激人们买房欲望的巨幅广告。在大理，整座城市70%的收入来自于旅游业，伴随着房地产和消费水平的上升，许多年轻人为了挣钱，早就出去昆明或者更远的地方打工。
当我坐车环行洱海时，司机看到大片大片无人耕作的荒草地时感叹道：“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这些地也没人种了。”
士绅化的现象不独发生在洱海，在昆明滇池旁边，放眼望去也处处是封闭的高尔夫球场、气派奢侈的海景别墅。这些别墅和球场只有特定人群能进入，其他人被高高的护栏拒之门外。
关心大理的人并不迷恋那岁月静好的乌托邦话语，也不仅仅把大理作为享乐的“大理福尼亚”或者光鲜亮丽的网红之都。大理的社区实验、教育项目在如今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比如在《仿佛若有光:大理访谈录》中，作者黄菊就深入对谈了大理的不同人群。比如在大理种田的辽太郎、许崧做的教育社区、陈钢&三三在2011年筹建的猫猫果儿幼儿园、研究创意料理的丽萍。
大理更长久的意义，不再是享乐之都、岁月静好之乡，而是一片社区的试验田，一个探索新式教育项目与生活方式的城乡小共同体。在中国，大理的边缘和包容为它提供了这种探索的便利，而疫情的常态化，东部沿海城市受困于疫情，日复一日产生的疲惫与幻灭，反而让中国正在出现一轮新的“游民潮”——对内卷竞争厌倦的青年人，正在奔赴中国的西南地区，而大理，是他们的一个重要据点。
我想，这是探访大理所必须要指出的，也是我在观察大理现象，乃至新一轮中国游民潮，所必须直面的议题。作为探索样本的大理，究竟能为社区更新提供什么启示？过滤掉美好和唱衰的滤镜，真实的大理现场，它的内部褶皱又是怎样的？在未来，我希望重返云南，来回答这些问题。
那个夏天，关于昆明和大理的记忆，如今已经如同琥珀般，惠存在我的记忆深处。记得在昆明，我刚好度过了自己的23岁生日，因疫情久未谋面的好友，给我发来私信。
那时候，我正在读詹姆斯·C·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我对好友说:“云南是一个适合流亡者的地方。”好友回答道:“流亡者适合一直在路上。”
/关于作者/ 宗城
广东湛江人，1997年生人。文字学徒，足球爱好者，做了一个方言味比较浓的播客《席地而坐》。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广西师大书评奖，入围深焦影评大赛决赛。作品散见于《单读》《西湖》《ONE》《作品》《广州文艺》《端传媒》《财新周刊》《SIX TONE》等杂志或媒体，出版作品集《至少还有文学》，目前正在写小说和做公共空间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