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
【往期回读】
有了陈梦生先生的《我的启蒙先生》，便有了益中先生的《季万全》，又因此有了本文……
乡 下 人
——致益中兄
陈梦生
前作一小文记念启蒙先生，承益中兄青睐，写了一篇很长的评价文章。其说及许多事情我皆懵懂不知，不禁深为兄对仙女庙旧时掌故之熟悉而折服。与兄虽说年纪相仿，但知识面立判云泥，所谓“一席话抵十年书”，不妄也。
我虽然自称仙女庙人，但严格地来说，是仙女庙七闸河西乡下人。我小时候，一条芒稻河分隔城乡，无论就经济上还是心理上而言，街上人乡下人总有一大段距离，乡下人仰慕街上人，河东人漠视河西人。我从小就背着乡下孩子的自卑心理，尽管河东河西密不可分。比如河西人清早挑一担蔬菜上河东卖，扁担两头还挂两只空桶，卖菜后再挨家替街上人倒马桶，将粪挑回河西，每天摆渡船上不是粪担子就是菜篮子。乡下人替街上人倒马桶，除了每天请安陪笑脸，还要时不时地送些时鲜蔬菜，才能将倒马桷的关系固定下来。如果跳到现在，每天替你家倒马桶至少要向你家收一点服务费吧。
解放后父亲失业，带着我们回乡，老娘在衔上摆菜摊。菜品大多是贩来的，摊子在过街楼附近。由于有好几只菜蓝水桶之类的东西，不便来回拿，老娘陪笑脸跟元和席子店老板娘协商，将菜篮杂物放在店后院子角落里。老板娘同意了，后来居然发展成很好的关系；当然，老娘很会做人。我娘不时帮她家做些家务，有时鲜菜也抓一点给老板娘。后来老父回来重操旧业，将皮匠摊摆在元和门口。我到街上实小读五年级时，放学就到元和店门口等父亲一道回家。
这家店老板姓杜，不只卖席子，还卖铁锅、棉花。他家有两个学生意的伙计，我喊他们相公。老板还有两位公子，大的比我大，小的比我小，小的小名小呆子（但一点不呆）。有一次我看到小呆子的铅笔削得像刨子刨的一样光滑平整，一问，原来是我爸替他削的，因为父亲有一把锋利的皮刀。当时我心里酸溜溜的，因为我的铅笔都是我自己削的。当然 我从未向父亲说过，后来我都很认真替儿子、孙女削铅笔，大概有这个阴影吧。
仙女庙街上最熟悉的就是元和附近。元和对门是大昌布店，门头上有一对狮子贴在墙上，行人路过都仰头观望，以致于撞到别人，进门有一块红艳艳的司门丁（现在大概叫水磨石），都是我没见过的。元和店后住房门上有司必灵锁，我也不知怎么开，其实就是现在说的球形门锁，乡下小孩的自卑感油然而生。
元和席子店在上世纪50年代关门，杜老板一家搬回丁伙乡下。由于处出感情来了，杜老板、老板娘到仙女庙都会到我家来。多年后，晚辈带我到丁伏钓鱼，我向当地人打听小呆子。此前，我就听说杜老板夫妇都不在了。有人将我带到杜家。数十年不见的小伙伴小呆子，也开了一家杂货店。一见面，我看到柜台上的他俨然就是杜老板！我叫他一声“小呆子”，他一愣之下也叫出了我，又带我到他住家的楼房去看。感觉他经济状况不错，我也释然了。我原本打算感谢他一番的，因为他父母让我的父亲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元和关门后，老娘的篮子又没地方放了，就跟隔壁的乾泰源南货店周老板商量。周老板答应了，我们的落脚点就在乾泰源周家了。承周家没有看低我们乡下人，后来像亲戚一样来往。周家孩子很多，老大长我两岁。冬季雨雪时，摆渡不开。我曾睡在周家，和老大在柜台里脚箱上打铺。直至现在，我还和周家兄弟保持联系。
那时对街上人是非常羡慕的，老娘做梦也不敢能住到街上去。老娘弃养后，我请纸扎匠陈永华（亦是河西同学）扎了一幢两层楼房，就在过街楼巷口焚化，让老娘在那里也有一处房产。
虽说幼时曾在上海，但住的是人家的阁楼，印象就是一扇推拉门。直到十六岁由万全、高林两个同学带着去上海，姐夫带我去大世界玩，才第一次乘电梯，乡下孩子才一步登天。
现在长住上海。在儿子的别墅里我也经常感叹：“老娘啊，你走早了，在上海你总是住阁楼，现在，你孙子可以给你一个大房间！”
益中兄，无庸讳言，我们儿时，街上孩子是有一点看不上乡下孩子，我自己就有很强的自卑感，因此我几乎没有玩得好的街上同学。现在老了，这种心理上的落差也就湮没了。
感谢老兄在我拙文的乌鸦尾上插上孔雀羽，使我不由地再次想到儿时。再致谢忱！
梦生 五月卄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