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2期重要文章摘要

重要文章摘要

新质生产力：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完整定义，明确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全面、准确、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在新发展理念维度上的意涵，构建“一轴二力三高四维”的分析框架，系统剖析“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的基本内涵，有助于多角度深挖其背后所蕴藏的逻辑。其中，“一轴”指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统领轴心；“二力”指新质生产力以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和支撑力为目标；“三高”指新质生产力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四维”指新质生产力以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延展。对照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加快发展先进生产力新质态，必须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全社会崇尚创新，增强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注重协调，稳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步伐；倡导绿色，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底色；厚植开放，拓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空间；推进共享，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实效。

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的底层逻辑与推进路径

市场扩张与分工发展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两个底层逻辑。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一个以泛化、深化分工为基础的现代市场体系，而且它必须是一个具有强大发展调节功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此成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商品、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与竞争秩序，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统一的两个基本规则。行政性分权改革逐步走向经济性分权改革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践逻辑和基本路径。在当前转型经济的基本格局下，作为次优选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在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基础上，对涉及政府与市场一体化的事务进行分类管理、分别推进。

厘清“中国经济学”的概念演进及内涵变化规律，是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经济学”的前提。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学”名词是否合理（1921—1978年）、选择何种含义的“中国经济学”（1978—2012年）和如何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经济学”（2012年至今）进行了讨论，分别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个历史阶段展开，并以此为基础考察“中国经济学”概念和内涵的变化。“中国经济学”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并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的中国特色经济理论三条路径演进，最终形成了三种不同含义的“中国经济学”，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时代化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学”；以现代西方经济学本土化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继承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合理因素，揭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本土化的“中国经济学”。

中国治道下现代治理文化的培育再造

现代治理文化的培育，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至为重要。中国传统有着丰厚的治理文化资源，主要包括安定文化、民生文化、共治文化、心治文化、贤明文化、简约文化。当前，我国治理文化面临着把治理当管治、以知识代替文化、文化缺乏深度、文化的创新性不足、世俗化地理解文化等难题。快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在中国治道下确立中国文化自信，在充分继承、吸收传统治理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培育重塑新时代现代治理文化精神，以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中国治道下的现代治理文化再造也离不开世界眼光，要着眼于中国之道为世界贡献富有特色的中国智慧。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等的发展，网络符号消费已经成为社会消费的主要形态之一，并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向。客观地看，网络符号消费的未来发展呈现出社会阶层比附的取向。为了回应这一消费现象和社会现实以及解决由此而产生的系列社会问题，需要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探求其可能的超越路径。这就需要对网络符号消费阶层比附取向的弊端进行技术解蔽与实践纠治，以调节收入分配为前提，在提高管理水平和能力的基础上推进资本投资以及网络符号消费的正向化发展，同时引导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回归理性、回归日常生活。

1895—1904年，严复的民族/国家思想不断发展演变、逐阶上升，经历了三个各有侧重的阶段。第一阶段为1895年，严复译出《天演论》初稿，发表《直报》四雄文，爆发出强烈的保种救亡意识，高扬民（种）族主义旗帜。第二阶段为1897—1898年，严复创办《国闻报》，刊发这一时期代表作《拟上皇帝书》，提出现代国家的内政外交方略，显示他已初具民族国家意识。第三阶段为1900—1904年，严复深刻意识到盲目排外的激进民族主义对国家的祸患，遂汲取A History of Politics中的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理论和现代国民国家学说，翻译成《社会通诠》并于1904年出版，由此奠定他的现代国家观以及国家民族观。第一阶段，严复极力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灭种危机、主张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竞争保种；第二阶段，他认识到国际社会有一定公理、中国之危机更多来自内部，所以强调清廷政府要提升内政外交水平、加强国家能力；第三阶段，他则以国家民族观念批判激进民族主义，宣扬法治宪政的现代国民国家以及不分民（种）族人人平等自由的“国家社会”。严复在20世纪初就奠定了其富于现代性的国家理论和国族观，不仅在当时处于世界前沿，至今亦仍有显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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