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海洲

（《读书》2016年3期新刊）

晚间的林肯纪念堂

在二〇一四年的一个冬日，我造访了位于美国首府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严寒的天气并未影响到观光客们的热情，即便用上自拍杆都无法阻止照片如同一张旅行团的合影：下方是肤色各异的团员们，丰富而生动的面容表达出他们的喜悦或激动之情，上方则是高高在上的林肯坐像，新古典主义的雕塑风格使其看上去宛若凛然不可侵犯的神灵。如果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看到这样的照片，定会觉得很符合其著作《亚伯拉罕·林肯与国家记忆的锻造》的主旨。施瓦茨认为，从一八六五年林肯的葬礼到一九二二年华府林肯纪念堂的落成典礼，这半个世纪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阶段之一。游走在分裂边缘的美国艰难地聚合重建，在十九世纪晚期盛行的进步主义的推动下走上了快速工业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并经过一八九八年美西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铁血洗礼，在世界国家之林中初露峥嵘。在这个“大国崛起”的进程中，林肯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通过五十七年中各种社会主体的集体叙事，林肯渐享尊荣，成为塑造和强化美国时代精神的国家象征。从其形象的演变中，可以直接观察到美国社会变迁的动力和过程。在当时的国家记忆中，他既是一位平民化的英雄，像是一面镜子反映出普罗大众的喜怒哀乐和需求；他也是一位史诗般的英雄，像是一盏明灯照亮了全体国民谋求国家福祉的伟大道路。

施瓦茨《亚伯拉罕·林肯与国家记忆的锻造》

国会山脚下的风水宝地对于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有莫大的吸引力，在林肯被暗杀前，没有人会想到他有一天会获得一个殊为显赫的位置。从一位富有争议性的总统到“人民公仆”和“国家英雄”的惊天逆转，不仅仅是一则振奋人心的励志故事，还是一篇声情并茂的“美国自白”。听听这个百年前踏上变革和复兴之路的国家有何自我认知，对于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今日中国来说亦有所助益。

在好莱坞灾难片中，林肯纪念堂被摧毁或许比白宫的倒塌更能刺激美国观众的情感，至少现任白宫主人奥巴马对此不会持有异议。他自踏入政坛后就不断强化与林肯之间的特殊关系，时至今日，林肯已经是其最为依赖和重要的合法性源泉之一。但在一八六五年四月十五日林肯被戏剧演员约翰·布斯暗杀于福特剧院之前，林肯的同时代人普遍认为他是一个来自边疆之地的农民，不修边幅，而且软弱无能。大多数研究林肯的学者，即所谓的“林肯共同体”都认同，死于暗杀为林肯戴上了荣耀的光环。这个光环的亮度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首先是宏观的社会环境：国家仍处于危机之中。三月四日，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呼吁国民“心无怨怼，与人为善”，开始启动南北冲突的疗伤程序。四月九日，邦联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向联邦军队投降。短短六天之后就传来了林肯被暗杀的消息。这些戏剧性的信息使得人们爆发出充沛的情感能量，并立刻将林肯的形象投射到国家层面上。时人如此评价：“暗杀者的子弹击中的不是林肯”，而是“国家的荣耀和生命，是对上帝的权威和威严的攻击”。其次是林肯死亡的速度。从林肯中弹到被宣布死亡只有几个小时，没有为受众留下足够的消化情绪的时间。与之相比，詹姆斯·加菲尔德在一八八一年、威廉·麦金利在一九〇一年于总统任内被枪击后，分别经过了十周和一周的痛苦煎熬才去世，民众的悲愤情感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时间冲淡了，直到一九六三年约翰·肯尼迪的死才再一次印证了快速死亡与名声之间的相关性。

约翰·布斯刺杀林肯

悲情林肯在阻止唤起一些负面记忆的同时也开始了新记忆的创造。林肯盛大的葬礼在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卫·科泽在《仪式、政治与权力》中指出，美国内战爆发前夕，当时的学者就曾哀叹美国生活中的不足就在于缺乏强有力的国家庆典，让“大家可以撇开个人利益和地方偏见，沉浸于爱国本能和共同记忆之中”。未曾想到几年之后，林肯的国葬就弥补了这一不足。林肯素有“扳道工”和“铁路总统”之称，因此用火车作为其遗体的主要运载工具最为合适不过。沿着林肯首次从故乡斯普林菲尔德到华盛顿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线路逆行，他的灵柩被安放在名为“美利坚合众国”的车厢中，在途经的每个城市都受到了各界代表和大量民众的迎送。在目的地，规模庞大的送葬队伍井然有序地分成八个部分，首先是国家最骁勇的几支骑兵部队开道，其后是陆军官兵，第三部分包括由神职人员引导、军方仪仗队卫护的灵车、家庭成员及其亲朋好友，第四部分是按照职级高低排列的联邦官员、外国使节和州官员等。紧随其后的四个部分与前四个部分有一定的对应性，依次是该市和周边城市的行政首脑，地方精英显贵，宗教团体，以及殿后的大批白人和黑人市民。这一顺序不仅呈现出了整个国家的哀痛，同时还展示出了国家的秩序和力量。施瓦茨指出，事实上葬礼的最终目的是“颂扬美国的完整性”，由此林肯在其葬礼中被塑造为一种国家的象征，而此前获此殊荣的只有国父华盛顿。

林肯的送葬队伍

虽然随着国葬降下帷幕，人们的情绪日趋平复，但林肯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不可与其生前同日而语。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人们对逐渐成为热门话题的林肯“爱恨交织”。在北方，新英格兰地区居住着国家中一大群最具影响力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他们描绘的几乎都是林肯的积极形象；中西部地方作为林肯的“大本营”自然从不缺乏忠诚的“粉丝”。北方人在林肯那里还寻找到了一个崇高的理由：送孩子们上战场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解放黑奴的大义。此外，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助长了北方人对林肯的爱意：他们有实力塑造和建立各种雕像、纪念场所和团契组织等。南方人则站在另一边，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重建时期，他们举行了一些毫无诚意的哀悼仪式，对北方人热火朝天的纪念之举也无动于衷。到十九世纪末期，随着不断强化的“败局命定论”，南方人对林肯的恨意日趋高涨。当然，这些并不能阻止林肯成为走出内战阴影的美国对国家进行人格化的最佳选择。

林肯和华盛顿谁才是美国最佳代言人？激烈的争议在二十世纪初有了结论，前者之所以能够胜出，与当时的进步主义文化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因麦金利被暗杀而主政白宫的西奥多·罗斯福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一直戴着藏有林肯头发的戒指，并自诩为林肯的忠实拥趸。他通过打击托拉斯，制定食品药品标准，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和八小时工作制等各项举措，保护了国家的利益，提升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这些举措不仅推动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同时还提升了美国工业化的速度。对于首次建设这种极具竞争力的“工业化民主”的美国社会而言，较之华盛顿的“贵族范儿”，林肯的平民化气质更有助于塑造出一种相衬的“美国精神”。施瓦茨形象地总结：“华盛顿和林肯是美国之林中的两株巨树。华盛顿举目投向树冠和天空；林肯则着眼于树根和大地。这种树叶和树根、天空与大地的对比，便是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对比。”

特殊的时间节点总是拥有让故事更加动人的魔力。一九〇九年的林肯百年诞辰对彰显其声誉来说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时隔四十四年之后，相关的艺术作品、纪念场所和仪式再一次将无数普通美国人与整体性的社会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由此形成的“集体认同”显著地呈现为一种超越个体经验之上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作为至高的美德，其源泉正是平等——在新时期的国家记忆中，这已经成为林肯身上最为闪光的特性。被打上平等烙印的林肯与其真实的历史表现并不一致，但人们选择性地遗忘了他对社会等级制的维护、在解放黑奴问题上的功利主义考量、不折不扣的富豪律师身份，以及在社会等级上并不输于华盛顿先祖的家族谱系。一些曾经的弱项转而成为林肯的优势：令其同时代人诟病的柔软心肠是其在二十世纪获得伟大之名的主要资本，面对惹人怜爱的初恋安·鲁特里奇和彪悍的玛丽·林肯所展现出的温柔和宽容让其形象更为生动感人。在各种逸闻中，爱流泪的林肯将这位“哀痛的男人”塑造成了最有力的民主象征——因为他致哀的对象无一不是普通士兵和草根民众，还有比这更能彰显出民主本质的情形吗？

林肯和安

工业化和民主化也开启了美国第一次大规模文化多元化的进程，林肯的形象在其中左右逢源。进步主义者及其或激进或保守的对手们都接受了林肯。这不仅是因为林肯曾发表过一些让他们感觉对味的言论，还与林肯已然成为一种重要的合法性资源有关。事实上，林肯对于任何重要的社会群体来说都是一种“无害的护身符”。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看来，大量来自世界各地、不易管理的劳工移民是当时美国面临的主要政治难题，他们在原先的国籍、宗教和文化等方面差异极大，并不都认同美国是一个“文化熔炉”，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林肯当作了新国家的象征。社会主义者对林肯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在他们的理解中，林肯将劳动放在优先于资本的地位上，认同普罗大众并仇恨奴隶制度。就此而言，林肯的立场与马克思和列宁并无二致。保守主义者则看到了林肯的另一面：这位从小木屋走到白宫的男人象征着劳动致富的平等机会，这使得竞争性的资本主义远不止是一种冷酷无情的生产和分配系统，还是一种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的、弥足珍贵的道德系统。美国黑人似乎不必细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林肯最为坚定和持久的支持者。在此期间，鼓励黑人通过培训和投资而争取解放的黑奴之子布克·华盛顿甚至被称为“黑林肯”，林肯则相应地被称为“白华盛顿”。最后，南方人对林肯的深重怨念也在缓慢解冻，他们不无调侃地解释，林肯三段爱情的对象可都是南方姑娘，而和玛丽结婚自然是南北方一家亲的最好象征。

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

因内战而毁誉参半的林肯绝对不会想到，时隔半个世纪后他会因另一次战争而获得无上声名。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美国首次在重要的全球性事务中扮演独立的角色，在对这种新政治责任进行反思时，关于林肯的记忆是最为基础性的出发点和至关重要的保障。施瓦茨精辟地评述：“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之间，林肯创设了一个国家的战争经验。关于林肯的记忆没有光耀战争或无视战争本身的荣光……它构想出了战争的意义。”正如当年林肯是为了国家的统一，而非工业资本的利益选择了战争，今人参与“一战”的理由也是为了保护一个民主的国家。最终的胜利不仅提振了美国精神，也为林肯添附了新的圣光：他不仅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平民英雄，还是一位象征着新崛起的世界强国的史诗英雄。为凸显出这一新形象，战后竖立的林肯雕塑越来越多地选择了新古典主义风格，将其塑造为一位超脱于凡俗世界之外的半神。当美国要赠送一尊林肯的铜像供英国安置在伦敦议会广场时，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的整洁而高贵的林肯最终战胜了乔治·伯纳德那衣冠不整、面容粗鄙的林肯。包括林肯后代在内的大多数时人都认为，后者虽然堪称杰作，但会伤害林肯和美国的海外形象。这种对比也出现在建筑物中。为展现林肯的平民气质，在肯塔基州霍金维尔重新搭建了他出生时的小木屋，甚至移除了部分原有空间以强调其简陋。为了安置这座“神龛”，在其外部还建造了一座神庙般的纪念堂。在施瓦茨看来，“小木屋和神庙虽然在实际状态上相互独立，但在象征意义上相互依赖。前者对于后者的意义，就是谦逊之于骄傲、平凡之于高贵、纯真之于人文、默默无名之于闻名遐迩、庸常之于伟大，以及弱小之于强大的意义”。一言以概之，前者是平等的象征，而后者反映出的是一种等级观念，两者并行不悖，甚至相得益彰。

位于伦敦议会广场的林肯像

正如小木屋“先于”纪念堂而存在，平等观念在美国社会一直具有优先性和基础性的地位，但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变化。当林肯还是个孩童时，平等意味着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他执政后，平等强调的是人生之路上平等的竞争机会；到其作古半个世纪后，平等主要是指普罗大众的政治机会（选举民主）和个体尊严（社会权利）的平等。这种时移世易或许会给人造成一种隔阂感，但施瓦茨持有异见，正如其所言：“往昔不是异乡，而是故乡；虽物是人非，但乡音不改。”换而言之，美国在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工业国家的过程中，经济、阶层、政治秩序和领土等方面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它依然是“同一个”美国社会。变革和歧见未能撼动一种稳定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仍然部分地基于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所描述的平等主义之上。因此，对于乡下人林肯和城里人林肯，人们各有所爱，并在观察他人的所爱中或敝帚自珍或兼听则明。当然，其背景是一场混乱的记忆之战。拙作《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中曾强调过这一点：普通人的个体记忆、群体性的民间记忆和政治精英主导的官方记忆，会在同一时空形成极为复杂的敌友关系。

林肯故居

关于林肯的集体记忆的移变让我们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现代民族国家，其真正的需要和喜好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的民主和高贵。人们给予林肯以尊崇，便是给予作为平民和国民的自身以尊崇。平民身份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小”，从而珍惜和保护个体权利；国民身份则让他们发现了自己的“大”，因而服从和捍卫国家利益。在相似的意义上，施瓦茨宣称，美国的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一个充满现代性的“英雄时代”：为了国家利益而献身的伟大行为得到激赏，人们不仅认同他们的保护者，而且希望其后代也效仿这些英雄。变革和战争虽然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机，但正是在这些危机中总有一些挺身而出的英雄及其忠心耿耿的追随者，才使得这个英雄时代名副其实。

美国的英雄时代并没有持存下去，施瓦茨在其林肯三部曲的第二部《后英雄时代的林肯》中指出，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到现在，美国逐渐进入了一种“后英雄时代”。这是一个“伟大责任被斤斤计较所替代”的时代，虽然民主化进程仍在继续，但其推动力已经变为对不平等的否定、对崇高的轻视以及对强者的抑制。文化多元主义是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价值。“文化多元主义平等不仅要求平等的权利，还要求平等的认同，以及有些讽刺意味的对培育独立文化和个体认同的促进。多元文化主义开启了一个新世界，它削弱了公民对国家的责任感，并背离了原本所具有的让公民免于偏见和野蛮的传统。伟人的退却是一种新道德秩序的后果之一，这种新道德虽有自由和正义的烙印，但也有疏离和肤浅的刻痕。”无论是在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全球帝国新秩序”中，还是在苏珊·斯特兰奇的“非国家权威”或李湛忞的“资本主义流通文化”中，我们都能嗅到一丝相似的味道。可想而知，后英雄时代的新林肯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一些尴尬的情境。即便在“二战”期间林肯被短暂地再次推上顶峰，也无法阻止战后其平民英雄的“美名”和史诗英雄的“威名”迅速衰弱。二〇〇八年奥巴马问鼎白宫和二〇〇九年林肯二百年诞辰可能有助于暂时扭转这一颓势，但其后会是何种境况还不得而知。目前施瓦茨正在撰写第三部林肯研究著作《新葛底斯堡演讲》，他告诉我，该书将基于二〇〇八到二〇一四年的调查数据，探讨这场在美国精神的形塑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演讲，对于今天的美国人来说究竟有何影响。或许从中我们能够找到一些解答。

数十年来，施瓦茨的学术生涯一直对“记忆女神”情有独钟。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继承和发展了查尔斯·库利和哈布瓦赫等人的理论，特别指出：仪式、纪念物、档案、艺术作品或媒体信息等不是记忆的“手段”，而是记忆的“化身”。这些“化身”虽然存在于集体性的社会范畴之中，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是诺拉所言的独立于个体之外的“记忆之场”。在我看来，我们不能排斥和否定个体在集体记忆的生产和再生产中的资格和能力。安迪·沃霍尔的“每个人都可能出名一刻钟”的断言，同样适用于个体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在电子化时代特殊的信息环境中尤为如此。值得强调的是，无论是社会还是国家，都格外需要个体具有与这种强大的资格和能力相匹配的责任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失去对伟大人性或英雄人物的信仰时，通过个体权利和普遍道德的联结和巩固，创造出一个新的英雄时代——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这是一个很难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建立或赐予的时代，但它却是一个让所有民主国家都倍感亲切和无限渴求的时代。尤其对于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们而言，镜与灯是不可分割、荣损与共的一体两面，如果镜面光洁、灯芒晦暗，又何以被数“风流”呢？

（Barry Schwartz，Abraham Lincoln and theForge of National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Barry Schwartz，Abraham Lincoln in the Post-Heroic Era: 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Late Twentieth Century .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