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张轲风：“生活在别处”的阮元

Original 张轲风读书杂志 2024-03-13

编者按

作为封疆大吏，阮元历任浙江巡抚、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在乾嘉学者中可谓风光无限。但与在前两任地方引领文化风尚并获得无数赞誉相比，他在云南却显得落寞沉寂甚至饱受非议。本文深入阮元在云南的经历、故事，借“生活在别处”的阮元，形象地呈现了明清边疆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身份认同的迁移。

“生活在别处”的阮元

文｜张轲风

（《读书》2023年2期新刊）

阮元是清代中后期汉学的一面旗帜，居督抚显位三十余年，久任浙江巡抚、两广总督、云贵总督，政绩斐然，又以提倡学术、整理文献、培育人才之功为最夥最巨，对晚清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影响至深至远。《清史稿·阮元传》评价他：“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阮元督滇九年，是道光以后履职最久的云贵总督，为政宽柔得体，以筹谋边防、整顿盐政之功最大，《清史列传》《清史稿》及云南地方志均给予高度评价。然而，相比浙江、广东等地纪念阮元之盛况，他在云南却没有什么存在感，云南文献关于阮元的记录零星半点，在云南很少见到有关他的遗迹，很多云南人根本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他似乎游离于滇人记忆之外。这是颇为奇怪的现象，为何如此呢？阮元在滇遭遇了什么？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揅经老人、怡性老人，江苏扬州仪征人。清朝中期官员、经学家、训诂学家、金石学家

沉寂与非议

首要原因是，阮元在滇的文化事业相对沉寂。《新纂云南通志·阮元传》说：“阮元抚浙而诂经精舍以兴，督粤而学海堂以立，其后浙、粤人才辈出，功莫大焉。惟督滇十年，对于教育事业，未闻有所建设，此实吾滇一大憾事也。”阮元在浙江、广东创办书院，培育人才，编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籑诂》《皇清经解》诸书，被誉为清后期两地学术文化的引领者和奠基人。然而阮元督滇九年，一未建书院，二不刻书，三无育才实绩。尽管他也有弘文事迹，但显得零敲碎打，不成体系，如主持编纂《云南通志》，保护《爨龙颜碑》等文化遗产，重修武侯祠、黑龙祠等历史文化景观，总体上并未发挥振兴文教的效应。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也说：“阮文达之在粤与在滇，其努力传播文化工作相等，而粤之收获至丰，滇之收获至啬也。”梁氏“粤丰滇啬”的论断符合实情，“传播文化工作相等”则不然，相比在浙、在粤，阮元在滇的文化事业则逊色太多。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文化沉寂之外，阮元在滇还惹来非议。昆明大观楼长联被誉为“天下第一长联”，出自乾隆中期昆明布衣孙髯之手。髯联出世，一扫天下俗唱，脍炙人口，传诵海内。孰料阮元到滇后，率意改联，并另行制板悬世。此事为阮元门生梁章钜的《楹联丛话》《续话》完整记录下来。今据梁氏《楹联丛话》卷七《胜迹下》，并录髯联与阮联如下（括号内系阮元改字）：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凭栏向远），喜茫茫空阔（波浪）无边。看东骧神骏（金马），西翥灵仪（碧鸡），北走蜿蜒（倚盘龙），南翔缟素（驯宝象）。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惜抛流水光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衬将起苍崖翠壁），更蘋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早收回薄雾残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鸥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爨长蒙酋），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简残碑（藓碣苔碑），都付与苍（荒）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鸿）雁，一枕清霜（沧桑）。

阮元之所以改联，一是认为髯联用词繁丽，不够准确。如梁章钜认为，上联之神骏、灵仪、蜿蜒、缟素，代指金马、碧鸡、长蛇、白鹤诸山，“皆滇中实境。然用替字，反嫌妆点。且以缟素为鹤，亦似未安。”二是髯联对仗不够工整。阮联更注重上下联字类词性相同，虚实相称，对仗妥帖，诸如以“凭栏向远”对“把酒凌虚”，“波浪”对“英雄”，“光阴”对“心力”，“苍崖翠壁”对“暮雨朝云”，“蘋天苇地”对“藓碣苔碑”，等等。三是维护“政治正确”。阮元致梁章钜信函云：“孙髯原联，以正统之汉、唐、宋、元伟烈丰功总归一空为主，岂不骎骎乎说到我朝？”认为髯联宣扬功业成空的“负能量”，且影射到清朝统治，故而出于“扶正而消逆”目的，将“伟烈丰功”改为“爨长蒙酋”，“递到吴三桂等人身上”。据梁氏说，滇人对此“啧有烦言”，阮联制板“旋复撤去”。“旋撤”之举说明舆情甚大，并非“啧有烦言”那么简单。清末杨琼《滇中琐记·孙髯翁》记：阮联“不及原联远甚，芸台亦太多事矣。时有作为谚语以讥芸台：萝卜韭菜葱，软烟袋不通，擅改古人对，笑煞孙髯翁”。阮元号芸台，“软烟袋”是滇人送给他的谐音外号，可见对这位总督的轻蔑。

梁章钜，字闳中，又字茝林，号茝邻，晚号退庵，清代官员、经学家

与髯联相比，阮联固然形式更工整，用字更准确，但问题更多：一是阮联充盈庙堂之气，把髯联改成了一首王朝颂歌。二是聱牙戟口，生涩拙滞，神韵不再，诗意索然，尽显学究气。三是风格杂糅。直用金马、碧鸡、盘龙、宝象地名入联，以及“凭栏向远”“流水光阴”诸词，直白鄙俗；而“爨长蒙酋”“藓碣苔碑”诸词，又显修饰妆点痕迹。四是髯联之上联描景，色调明艳，下联怀古，气势沉雄，蕴含着登临者由喜入悲的情绪反差。阮联则层次不明，意境混乱。

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二月，阮元离滇之前，重修昆明五华山武侯祠，彻底惹恼滇人。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载：阮元改联，“滇人讥其鄙俗”。“阮元闻而衔之，题联于五华山武侯祠以报复，联曰：‘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英姿有灵，礼乐其可兴乎？’以辱滇人，因此结怨云。”昆明民间叙事之中保留了该事件的诸多细节：阮元武侯祠联一经悬出，昆明士人大为愤慨，认为阮元嘲讽云南是蛮夷之邦，滇人乃蛮夷之后，不知礼乐，不通王化。一日聚集百余人，当即砸烂了楹联（马子华：《云南历史人物逸事》）。据阮元《重修滇省诸葛武侯庙记》记载，此次重修，武侯塑像左右，增塑南征功臣李恢、马忠、吕凯、龚禄四像以配祀，又增塑受降夷酋爨习、孟获、孟炎三像于门塾两侧。阮元是否作武侯祠联尚不确定，“报复”与否亦难判断，但增塑夷酋作受降之态，出自阮元之口，必然确凿，此举确有侮辱滇人的嫌疑。如今，昆明地区仍流传着阮元的多则逸事，其中阮元大多以负面形象出现，其主旨也是对阮元戏谑、嘲讽和怨恨的一种情绪表达，而阮元的治滇政绩则大多被忽略了。

方国瑜，当代著名社会科学家、教育家（来源：bing.com）

其学问，滇人不甚尊尚

关于阮元在滇文教事业的沉寂，仓修良、美籍学者魏白蒂曾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一，阮元在滇，年迈志衰，精力大不如前；其二，缺乏学术幕僚的协助；其三，云南穷乡僻壤，学术出版缺乏绅商的财力支持；其四，家庭变故。仓修良说：“这几年中继妻孔璐华、爱妾唐庆云和长子阮长生先后死去，这对年届古稀的老人来说，精神上必然受到影响。”以上四端都是实情，但仍属表象。事实上，让阮元最为无奈的是云南汉学氛围的稀薄。

就汉文化传播而言，内地一直是领跑者，云南则是跟跑者。云南与内地的地理阻隔，导致二者汉文化的发展速率并不“同频共振”，云南“慢半拍”的节奏十分显明。宋代理学大盛，然而大理国人赴内地购书，丝毫看不到对理学著述的阅读兴趣，仍以《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等宋以前著述为主。至元初，云南依然保持着“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为先师”的文化传统。至清代，云南儒学教育和传播深入人心，官方书院发展迅速，士人大多以科举为志业，以官方提倡的理学为尊尚，躬行实践一以宋儒为指归，而对于“不为稻粱谋”的乾嘉汉学新风罕有了解和接受。梁启超说：乾嘉汉学的出发点，本身是“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阮元是清中后期乾嘉汉学起承转合的代表人物，其学以训诂为本，以实事求是为宗旨，推崇回归经典诠释，尽管其晚年倡导汉宋兼采，但汉学仍为根本。由此可见，所谓阮元之学，“滇人乃不甚尊尚”，背后隐藏的是乾嘉汉学与宋明理学的冲突。

《文选五臣注》宋刻本（来源：bing.com）

在阮元的学术朋友圈里，云南浪穹人王崧几乎是唯一的滇人。王崧，字乐山，嘉庆己未科进士。阮元曾任该科会试总裁，故二人有师生之谊。阮元《说纬序》评价他：“精思卓识，博通万卷，不囿于浅，不蔽于俗，是能读九经疏义，识史家体制者矣。”王崧所撰《说纬》，堪称云南汉学的开山之作。袁嘉榖《说纬跋》云：“吾滇考订之学，首乐山先生。先生著书，首《说纬》。”阮元特意精选《说纬》四篇收入《皇清经解》，并延请王崧总纂《云南通志》，且襄助其《云南备征志》付梓，自然是在努力培育云南汉学氛围。阮元《说纬序》曾勉励王崧：“乐山若更以己所通之经史正学启迪后人，则滇人之学必益进而不限于科名时艺矣。”这句话寄托着对王崧振兴滇地汉学的殷切期望，但也表露出对滇人热衷科名而罕知汉学的一丝无奈。

不过，王崧能给予阮元的学术协助是有限的，他虽为阮元门生，但年长阮元十二岁。道光十年（一八三○）正月二十日，正逢阮元六十七岁生辰，七十九岁的王崧、一百零四岁的刘廷植受邀前来。阮元作诗云：“三人二百五十岁，隐入竹林同所憩。”对于三个桑榆老人来说，除了吃茶谈天，很难再有精力组织起“重大学术项目”了。其实，阮元离粤至滇以后，学术重心仍放在广东。道光五年（一八二五），《皇清经解》在粤开始刊刻，至道光九年刻成并寄至云南。其间，“凡书之应刻与否，大半皆是邮筒商酌所定”，阮元依旧为《皇清经解》刊刻倾注着热情和心血，颇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意味。

《皇清经解》（来源：bing.com）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说：“元明清以来，（云南）政治上皆在半羁縻的状态之下，无论文化也。”很大程度上，这就是基于云南汉学不兴而言的。梁启超将阮元文化推广事业中的“粤丰滇啬”现象，归结为“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诚然如是。

来自文学内部的冲突

学术之外，阮元的文学盛名亦大，被誉为“诗亦一代正宗”；同时，恐怕他还带有内地人对滇地蛮荒少诗家的轻蔑。阮元在滇诗作之中，屡屡流露出这种态度。如《作石画记并题》诗云：“滇少诗画友，得友在石中。”阮元在滇，一直没有主动融入地方文人社会之中，酬唱往还的只有其子阮福以及滇抚伊里布、学政李棠阶等少数高阶官员，而与本土诗人几无交流，这导致他一直保有“滇人无诗”的隐性看法。

事实上，“滇人无诗”只是错觉。明清云南诗歌创作的繁荣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嘉庆朝云南巡抚彭初龄《滇南诗略序》云：“尝谓滇虽僻远，圣天子声教遐敷，士气文风骎骎日上，独声韵之学多未讲求。”而今反复讽咏《滇南诗略》，乃喟然曰：“滇固非无声韵之学也！”进而说：清代“士竞沐浴咏歌”，诸如赵士麟、王思训、张汉、李因培、钱沣、孙髯翁、万钟杰等云南诗家不可胜数，“典雅雄浑，劲正淳古，不相蹈袭，自名一家，足以超迈前贤，凌跨圣国”。明嘉靖三年（一五二四），谪居云南的杨慎已注意到滇人“学不为科举而恒嗜声律”的传统，出现了李元阳、郭文、兰茂、张含、苍雪、担当等颇具影响的诗人。至清代，诗歌创作更盛，编纂《滇南诗略》《滇诗嗣音集》《滇诗重光集》等云南诗歌总集百余种。若非诗歌积累到相当数量，诸多大型诗歌总集是无法完成的。《新纂云南通志·艺文考》所见滇人集部著述达千余种，是其他文类的近十倍，集部之中又以诗集为主，颇能反映明清云南士人对诗歌创作的热诚。不仅如此，清代云南诗论在全国也获得一席之地，出现了方玉润《诗经原始》、朱庭珍《筱园诗话》、许印芳《诗法萃编》等独树一帜的佳作。总之，与学术文化发展态势类似，滇诗发展与内地同样存在不能“同频共振”的时差。明清内地文学已形成诗文、小说、戏曲三足鼎立之势，相比小说创作，诗歌创作缺乏活力。然而，在明清云南的文学舞台上，诗歌创作则是独领风骚的主角。

《新纂云南通志》（来源：bing.com）

清中叶以来，与内地汉学大盛相伴生的是，带有学究气的学人诗创作形成风潮。其中以翁方纲倡导的“肌理说”影响最著，其主张作诗必执以“理”，贯穿学术经义于诗歌创作之中。性灵派的代表人物袁枚猛烈批评这种风气，认为考据之学“何必借诗为卖弄”。学人诗发端于考据学派，既然滇人不喜考据学，学人诗自然也不合滇人口味。滇诗创作的思想内核本于宋明理学，具有重性情、尚辞藻的特征。二者存在着尖锐的审美冲突。

阮元被认为是“清代中期学人诗最后一位宗师”，在清代诗坛享有崇高地位。他主张调和诸说，不持一端，且不乏清丽可爱、不脱情致、浑然天成的佳作，但并未摆脱好以学问入诗、喜用典故獭祭的学究气。有别于大多内地人对阮诗的推崇，滇人则对其诗颇多微词。袁嘉榖《卧雪诗话》卷八云：“阮文达诗多拙滞。”卢锡荣《太平洋主人读书杂记·阮元》则云：“阮于清时颇负虚声，读其诗率平泛，无可惊人之言。”某种程度上说，阮元在云南文学领域遭遇到了尴尬的境地。

袁嘉榖，字树五，号树圃（来源：bing.com）

落后于时势的“怀德柔远”想象

“怀德柔远”是中国古代王朝经略边疆的传统模式，其中隐含着这样的叙事：边远之区，蛮夷蠢居，反叛成性，人不知礼义，需要来自更高文明的管控、改造和教化。这种来自天朝上国的“臣服”话语，是在华夷一统的天下观思想支配下形成的，在具体实践中体现为中央王朝对周边“四夷”采用恩威并施、礼乐教化等方式，将边疆民族地域逐步整合到“大一统”秩序之下，最终实现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

作为云贵总督的阮元，以“抚靖边夷”为治滇第一要义。他以夷制夷，招募傈僳人防御边地“野人”；申说儒家“孝悌”准则，解决车里土司刀绳武与刀太康纠纷案。正如诸葛亮对付孟获那样，特别推崇“攻心为上”的怀柔之术。诸葛亮南征故事是西南“怀德柔远”叙事的最典型脚本。阮元重修武侯祠，不仅配祀南征功臣，且增塑受降夷酋，传递的仍旧是蛮夷臣服、礼乐教化的统治信息。阮元改联风波也是如此，阮联中的“爨长蒙酋”，不仅指吴三桂，也包括滇、昆明、哀牢、爨氏、南诏、大理国等古代云南部族或政权。如此一改，灰飞烟灭的，不再是中央王朝经略云南的“伟烈丰功”，而是为王朝之师一扫而空的“爨长蒙酋”。这说明，阮元关于云南边疆民族的心理构图，仍是非常传统的“怀德柔远”模式，其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潜意识里认为边地民族是不知礼义的“蛮夷”；二是“蛮夷”须以教化手段恩抚之。

阮元石刻像（来源：bing.com）

然而，阮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时代变化：道光朝的云南已非汉唐时代的云南。陆韧指出：明代以来的云南社会，早已有别于“蛮夷蠢居”的部族时代，其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即汉人士绅阶层的广泛勃兴。他们大多数人原本就是内地汉人移民的后裔，早已完成了从客居移民到世居云南人的土著化进程，而且奠定了“汉人居城，夷人居野”的主体格局。这使得云南边缘地带与核心城邑之间形成了多元文化层，在昆明、大理等主要城邑，士人知识精英的乡土意识觉醒，亦如明代大理学者李元阳那样，希望在承认王朝治化秩序的叙事框架下，以“华夷无间”的民族观重建云南本土叙事。王崧《道光云南志钞》将白蛮、南诏、九隆等本土民族势力列入《世家》，并与元宗室诸王世家、明黔宁世家共同归入《封建志》，将内地人视为“爨长蒙酋”的民族割据势力，提升至与云南藩王同等的地位。正如舒习龙所言，其意在于“附丽云南为中央皇权一部分”的同时，“强调本土英雄祖先来维系本土认同”。反观阮元主持编纂的《道光云南通志稿》，则将南诏、大理列入《南蛮志》的《群蛮》之下，仍在顽固坚持着“怀德柔远”的历史想象。

《道光云南通志稿》

在阮元督滇的时间节点上，云南士人早已服膺于王朝国家秩序下的治化模式，对来自中央王朝的文化改造也是绝对支持的。他们偶尔也喜欢讲一讲“怀德柔远”的故事，如明人马继龙《沧江怀古》诗云：“象马年来归贡赋，土人犹说武侯功。”清人郭复虢《彩云桥怀古》诗云：“赤水不循蒙氏岸，彩云常绕汉时山。”然而，他们也有强烈的乡土认同，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记忆和本土叙事，他们希望重新讲述云南“华夷一家”的历史，而不是将云南及其民族视为“怀德柔远”叙事下的王朝附庸，更不能忍受贬低和污蔑边疆民族，将他们异化为“反派”或“蛮夷丑类”。很显然，阮元坚持的“怀德柔远”模式，已经不再适应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尽管这种模式在云南边缘地带的民族治理实践中还是非常奏效的，但在昆明士人阶层看来，不论是阮联中的“爨长蒙酋”，还是将孟获诸像塑为受降之态，都严重背离了滇人的乡土认同，伤害了他们的民族情感。

阮元督滇九年的日子，总体上是惬意闲适的，然而内心又是极其孤独的。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阮元《和香山知非篇》诗云：

回思数十载，浙粤到黔滇。筹海及镇夷，万绪如云烟。役志在书史，刻书卷三千。百事摄于心，心力惧不坚。劳劳成健忘，智慧不及前。七十原当衰，讳疾将蹶颠。自误安足论，误政有重愆。安得如白傅，分司闲若仙。

阮元在滇诗作中，总是流露出年迈志衰、精力难支的情绪。他时常“自省复自疑”，自感垂垂老矣，不能胜任封疆之任，深陷“自误安足论，误政有重愆”这种想躺平又躺不平的矛盾之中。他将政事之外的所有时间，都寄情于诗画访古、石画鉴赏、怡情山水、营造宜园，盼望着在滇做一个“纵不朝闲可暮闲”的闲官。“役志在书史，刻书卷三千”一句，透露出他自觉平生刻书大业已然圆满，了无牵挂，已没有再组织大型学术工程的志向了。事实上，他一直没能真正融入到云南的“当时此地”，反而更热衷于营造宜园这个壶中天地，似乎是一个身处滇南而又游离于云南社会之外的人。

阮元书法（来源：bing.com）

“生活在别处”是兰波和昆德拉的名言，意为每个人生活的“当下”是痛苦和琐碎的根源，内心都憧憬一个美好的“别处”。然而在滇的阮元，他所遭遇的是文化时空错位中的“别处”。从行政任命来看，阮元出任云贵总督是合理的，因为他有应对海寇和“英夷”的丰富经验。若就阮元个人而言，将他这样一个引领风气的汉学领袖放在云南，却无异于一次“文化流放”。就学术潮流而言，阮元是超前于云南社会的；然就民族认识而言，他又是滞后于时代的。

*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 文中图片未注明来源均由作者提供

《读书》刚刚开通视频号，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关注▼

我们将每月不定期更新——

阅读思想，看见《读书》

©文章版权由《读书》杂志所有

转载授权请联系后台

张庆方律师拟被吊销律师证的处罚告知书

张庆方律师拟被吊销律师执业证：本人回应“自我选择，欣然接受”

张庆方律师拟被吊销律师执业证：本人回应“自我选择，欣然接受”

我们能为死去的孩子做点什么？｜二湘空间

如同“山川异域”一样的感动

《读书》新刊 | 张轲风：“生活在别处”的阮元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张庆方律师拟被吊销律师证的处罚告知书

张庆方律师拟被吊销律师执业证：本人回应“自我选择，欣然接受”

张庆方律师拟被吊销律师执业证：本人回应“自我选择，欣然接受”

我们能为死去的孩子做点什么？｜二湘空间

如同“山川异域”一样的感动

生成图片，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读书》新刊 | 张轲风：“生活在别处”的阮元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