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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新刊 | 戴燕:从上野看江户

戴燕 读书杂志 2021-09-15

编者按


日本上野公园中的清水观音堂,挂有一幅杀伐对战的彩绘,正是德川幕府时期一段浴血的历史记忆。而公园内从《上野战争碑记》到西乡隆盛塑像,更是带出一条日本前现代历史的线索,可谓是“没有江户,何来明治”。戴燕在游览中发古思幽,近代日本新旧、是非的纠缠交错,尽在纸上。





从上野看江户

 | 戴燕

(《读书》2020年8月新刊)



 一



二〇二〇年春天的上野公园,淡粉色的樱花照样开得铺天盖地,樱花道边却都设了路障,以防止赏花的人在此流连,导致新冠病毒扩大感染。恰是在这寂静的时刻,我们才有机会登上平时总是人满为患、川流不息的清水观音堂,这个有着三百多年历史宛如舞台般美丽的建筑,也才能登堂入室,欣赏到观音堂内的古朴、清雅。这里供奉的千手观音,据说是从京都清水寺请来的,还是平安时代的惠心僧都源信所造。 观音堂内的南墙上,挂着一幅彩图,画的正是观音堂。但是在它门外,有一群持刀拿枪的人,与服色不同然而同样提刀举枪的另外一群人,正在脸对脸厮杀。这幅画,不知是何人所绘、绘于何时,它高高在上,也看不清楚上面是否有签名题词,可是在这里看到,实在让人震撼,因为很难以想象,在这个主管“授子育子祈愿”的地方,竟有这样的杀伐场面,留下的是浴血的历史记忆。 观音堂内的彩画
观音堂是现在上野公园里面最古老的建筑,它的修建,缘于江户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在十七世纪,委托天海大僧正创建宽永寺。天海是一位天台宗的僧人,他很有学问,主持刊刻过俗称“天海藏”的木活字版《大藏经》,但是,他更有政治头脑,在江户时代前期,与德川家康、秀忠、家光三代将军都保持密切关系,据日本佛教史专家末木文美士说,他既是德川家康的政治顾问,也深深影响着家康的个人信仰。一六二五年,他受命修建宽永寺,选址在江户的东北角,就是有意模仿京都东边的比叡山延历寺,延历寺镇护京都,宽永寺则要守卫江户。
一笠斋广重绘《上野东叡山全图》(来源: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站)
清水观音堂便是京都清水寺的一个缩小版,但也更清秀。在它稍微北边一点的东照宫、五重塔、鬼灯笼,都是它同时代的旧物,还有不忍池岛中的弁天堂、国立博物馆西侧的根本中堂,也都在宽永寺的范围。这些昔日的庙堂今日的景点,本来天天热闹非凡,前来参拜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如今列国封锁,没有了外国游客,本国人也宅家自肃,整个上野公园以及公园附近的车站、商铺,全都冷冷清清,就连东照宫,也是大铁门紧锁,穿过它那高高耸立的宽永十年(一六三三)所建的大鸟居,只看见樱花一片片飘落在寂寞的参道,伴着盘旋在五重塔上的黑乌鸦一声声肆无忌惮的呱噪。 东照宫的修建,是为了祭祀德川家康,它那金碧辉煌的神殿,透着一种罕见的不可抑制的张扬。除了那尊巨大的鬼灯笼,是信浓国长沼藩的藩主佐永间胜之在宽永八年(一六三一)寄进,非常有名,在它的唐门边上,还有尾张、纪伊、水户三大德川家献纳的大铜灯笼,四周围又有各地大名所献二百余座灯笼。这些灯笼又高又壮,灯笼座上还一律刻着“庆安四年”,那是公元一六五一年,德川家光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也是清顺治八年和南明的永历五年,这么多灯笼是在这一年同时献上,就从这一点,即可想见宽永寺当时的气派和势力,也可见德川家在最初半个世纪中奠定下来的威权。 由于宽永寺的住持,后来又变成了后水尾天皇的儿子守澄法亲王,宽永寺的地位自然随之上升,实际上也就超过了当年的京都延历寺。德川家的十五个将军,以后有六个人都葬在这里。我们看东照宫门口的导览,现在还写着,它是以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和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为祭祀的神灵。



 二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时候,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不光是“黑船”的到来,迫使日本由闭关走向开国,德川幕府内部也面临着许多问题而陷入困境。
 
庆应三年(一八六七),土佐藩的乡士坂本龙马从长崎到京都,提出“船中八策”,要求“大政归还”,即天下一切权力归于朝廷,强悍的萨摩藩和长州藩也联手施压,内外交困之下,德川庆喜不得不上表称“大政奉还”,又在“王政复古的大号令”颁布后,辞官纳地。然而,他此时还没有全部死心,也还能调动幕府的军队从大阪到京都,准备一搏,只不过,他的军队在京都以南的鸟羽、伏见,就为萨(摩)(州)兵所阻,一击而溃。待他只身逃回江户,住进宽永寺时,他就知道大势已去,只能乖乖地交出江户。于是,庆应四年(一八六八)三月,代表德川幕府的胜海舟,与代表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在江户萨摩藩邸谈判,迎来了四月的江户无血开城。
 
二百六十多年的江户幕府轰然倒塌,德川庆喜本人已经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但是,有一些幕臣却不愿意接受。
 
宽永寺初建时,一六九八年,它的根本中堂落成,原址是在今天上野公园正中大喷水池的位置,一八六八年被烧毁后,一八七九年重建,才选了现在的地址。从地处中心,移到边缘,自然今非昔比。不过,因为它到底是根本中堂,又供奉着据说是日本天台宗开山祖师最澄亲手雕刻的药师如来,到这里来参拜的人,依然都恭恭敬敬。
 
葛饰北斋绘《东叡山中堂之图》(来源:名古屋TV浮世绘美术馆网)

根本中堂前面的空地不大,也相当简朴,但是,里面有一块大大的碑,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很快注意到它,它的落款写的是“清苏州费廷桂书”。费廷桂这个人,好像不那么有名,想不起他有什么事迹,不过看着这块碑,总感觉它里面应该藏着一些故事。因此,我们当即拍了照片,带回来慢慢地看,这才知道它上面刻的是阿部弘蔵撰写的《上野战争碑记》。
 
阿部弘蔵书撰《上野战争碑记》(戴燕摄)

《上野战争碑记》写的正是庆应四年的事。当德川庆喜只身逃回江户,“待罪上野”时,据阿部弘蔵说,江户城内一时间“议论沸腾”。有“老成者”提议不必再得罪皇室,“不若恭顺以待诏命”,可是,也有“少年者”认为“今日所谓诏命,非出于宸衷,乃二三藩臣所为”,他们“悲愤激烈,言言动人”,个个要替“主家”伸冤,并誓言“苟不获命,有死而已”。这些人便组成了彰义队,屯兵在上野的山中寺坊。“彰义队”这个名字,就是阿部弘蔵给取的。义,代表朱子学里面讲的“君臣之义”的义。朱子学是江户时代的官学,在阿部弘蔵少年时学过的折中学里面,有日本的古学和儒学,儒学中包括朱子学和阳明学,他对传统的这一套很熟悉,因此说“彰明大义,在此一举”。而义旗一举,果然“四方来会者,日多一日”。
 
可是,官军也注意到彰义队的动向,三番五次地下令叫他们解散。德川庆喜见势不妙,自己跑到水户先躲了起来,留下彰义队以保护德川家灵庙的名义,驻守在宽永寺。这样耗到五月,长州藩的大村益次郎便率领着官军向上野发起总攻。阿部弘蔵在碑记中写道:宽永寺本“无埤堞可以守”,彰义队只能匆忙召集市民,“运木石,筑垒植栅”,然后,“置巨炮于山王台”,再分兵把守八个路口,“部署已定,乃命市民避去”。十五日这天早上,天还没有亮,官军就突然袭击。由于事起仓猝,彰义队原来“在山中者三千人”,其中一部分人外出,被堵着进不来,还有一部分人“怯恇逃遁”,剩下来固守抵抗的,实际“仅可千人”,再有,就是踏着梅雨泥泞、“担荷而亡颠仆困顿,号哭盈路而来助我”的一些市民。但是,就靠这近千人,面对官军的八方进攻,“铁炮交发,刀枪腰接”,而“我兵奋斗,无一不当百”,从早晨打到中午,依然“胜败未决”。
 
上野战争图(来源:wikiwand.com)

阿部弘蔵少年时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不过,庆应四年以前,他已经在东京大学前身的开成所学过英语,还学过一点炮兵,当时,他是在上野的南口迎战官军。当官军三面突破,“我兵死伤接踵”,不得不“且战且退”时,他所在南口也最后失守。他与“队士百人退至中堂,殊死而战”,可这时,他看到根本中堂、吉祥阁等都被炮火点燃,“黑烟猛火中,天地为震,山河为动,而官兵充塞,不可复拒……”
 
在很多历史书里,讲到戊辰年的这一场上野之战,对彰义队,往往只有一句话的评价:一日即溃。但是,在“出万死得一生”的阿部弘蔵笔下,在他“回顾当时有不堪深慨者”,因而写下的《上野战争碑记》里,我们却看到这一天原来那么不简单:有感动有悲愤,曾勇敢过,也曾浴血。而随着彰义队溃败消失的,不仅仅有二百年的许多堂塔伽蓝,更是几百个生命。


 三



《上野战争碑记》是阿部弘蔵在明治七年(一八七四)所写,长达一千多字。而另一个幸存者小川兴乡,也在这一年,经明治政府批准,为彰义队的死难者修了一个墓,墓就在现今上野公园靠近广小路这一边,这块地方,过去是宽永寺,明治六年,开始变成明治政府管辖下的公园(public park)。彰义队“战死之墓”的墓碑,还是由幕府旧臣山冈铁舟所写。阿部弘蔵的《上野战争碑记》,则是在不知什么情况下,由苏州人费廷桂书写,于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刻石,立在新修的宽永寺根本中堂,这已经是到了明治的最后一年。

彰义队战死之墓(戴燕摄)

就在彰义队“战死之墓”往南不到一百米,现在上野公园的南口,还矗立着西乡隆盛的巨大铜像。西乡隆盛当然要比彰义队有名得多,他是著名的“维新三杰”之一,庆应倒幕的功臣,他的铜像,也是上野公园的一个招牌。一八六八年三月,他首先在静冈会见了德川庆喜的使者山冈铁舟,提出对德川的处置方案,随后抵江户,与胜海舟达成江户无血开城的协议,接着又指挥官军在上野击败彰义队。于彰义队而言,他是名副其实的“敌人”。

上野之战后不过两个月,江户便改名东京,明治天皇即位,年号也从庆应变成明治。西乡隆盛的事业,在此前后,可以说达到了顶峰。在为“王政复古”一次次征战之后,他又参与了明治新政府废藩置县等重要的政治改革,但是,在明治六年(一八七三),他却由于主张“征韩”而被迫下野,回到家乡鹿儿岛,四年后,便在对抗明治政府的西南战争中战败自杀。不过几年的工夫,这位明治功臣,就变成了“反贼之首”,直到十二年后,一八八九年,日本颁布《明治宪法》,同时大赦政治犯,他才获特赦。而此前一年,德川庆喜就已回到东京,与明治天皇见了面,他后来还比明治天皇多活了一年。
 
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在彰义队“战死之墓”建成二十几年后,西乡隆盛的铜像也在这个墓地旁边落成,这位穿着便服和草鞋,左手握佩刀、右手牵狗的萨摩武士,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江户/东京,这个他攻击过也服务过的地方,成为日本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页。
 

西乡隆盛铜像(来源:wikipedia.org)


大概就在西乡隆盛去世前后,自称“幕府遗臣”的阿部弘蔵,在明治新时代,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在有着“兰学”传统的庆应义塾教过书,又在文部省里做过事,但与此同时,他也并没有忘记那些曾经“执义死事”的彰义队同志,总是要努力为他们“雪冤于天下”。在《上野战争碑记》中,他这样写道:“明治中兴,百度维新,仁遍海内,泽及枯骨”,即便是当初对朝廷有非议的人,在这新时期,只要“悔过改志”,都得到“量才登用”,为什么独有战死在上野的彰义队,“犹为不祀之鬼”?要知道,他们也并不甘心做“叛臣贼子”,不过是“各尽忠其所事”。
 
“各尽忠其所事”,是阿部弘蔵替彰义队辩护做的解释,不知道明治政府是不是同意。幕府本来在天皇之下,理应为“皇国”尽忠,可彰义队却是为了幕府与官军作战而败北,他们标榜的“义”究竟是怎样一个义?对他们的评价,果然能像阿部弘蔵所说,不可“视成败以议之”那么简单?何况,即使是按照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公布的宪法,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仍然是万世一系的天皇,主权在君,普通民众也只是“臣民”,臣民有忠于天皇的义务,这一来自儒家伦理的“君臣之义”,仍然一以贯之地有效。


 四



樱花凋谢,正是日本从东京都等扩大到全国进入紧急事态的关键时刻。客居在上野公园附近的学问之道,我们唯一能做的,只剩下去上野公园及不忍池散步,遥看花开花落、鸟飞鸟停,顺便旁览上野的历史。从上野,还可以看见江户到明治,这一日本大转折时代的一个侧面,而这一段的日本近现代史,又与中国的明清以及近代有诸多纠缠,因此特别引人入胜。

 

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王德威教授有句名言:“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套用他的话,似乎也可以说“没有江户,何来明治”。不要讲明治天皇从京都迁到东京,继承的本来就是德川幕府的江户城,在我们每天要去的上野公园隔壁的东京大学,随便在校园里走走,就能撞见到处是江户时代加贺藩官邸的遗迹。像东大最具象征性的赤门,便是加贺藩主前田为德川家小姐所筑,迄今已有近二百年历史。校内的三四郎池历史更长,旧称“育德园心字池”,是过去加贺藩邸庭院的一部分。而构成东大早期历史的昌平坂学问所与开成所、医学所,也全都是在江户时期成立的研究和教育机构。其中昌平坂学问所又称江户幕府学问所,曾是德川幕府的官办学校。它的前身,则是为德川家康重用的朱子学者林罗山建的私塾。

 

我们看历史书中写下的历史,往往都有所谓历史分期,代表着历史的变化和断裂。但是,如果撇开这种教科书式的历史叙述,去看实际发生过的历史,就会发现历史经常是没有那么清晰的边界,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并不能像快刀斩乱麻,新与旧,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新不是完全的新,旧也不是完全的旧。而历史中的人更是如此,善与恶、忠与奸,也没有那么容易判断,更不要说处在一个新旧更替的时代,是非善恶纠缠交错,正所谓善不易明、理不易察。

 

因此,我们常常说人在历史中是那么渺小,可是,我们也知道存在于大历史中的人,不仅仅有自己的个体生命,还有属于自己的情感、自己的记忆,这些个人的记忆、情感和生命,在历史的大风暴中,会像野草一样随时随地留下来,铺满荒原,构成人类历史锦绣般的画卷。也正因为人最不可能被时代所切割,这些人构成的历史,才是连续的、绵延不断的,即使改朝换代,即使斗转星移,作为这样的人记忆中的历史,才不会彻底磨灭。我们看日本的近现代史也好,看中国的近现代史也好,都是这样。而上野的历史,大概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它既写在《上野战争碑记》里,也记录在清水观音堂内的绘画中。

 

二〇二〇年五月四日改定于东京汤岛天神坂下


* 文中图片未注明来源者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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