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村佳作多，不限于梅村体。表现爱国思想的如《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即非梅村体。晚年写的《矾清湖》，回忆当年避难情景，谈不上爱国，但是好诗。《赠家侍御雪航》，来源于杜甫之《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但不同处在于杜作苍凉，梅村坦平，是融汇了杜、白两家。
*文章节选自《钱仲联讲论清诗》（钱仲联 著 三联书店2020-7）。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太炎文录别录》有评梅村的话，谓其“辞特深隐，其言近诚”；林庚白《丽白楼诗话》亦有“梅村以亡国大夫而委蛇于两朝，其境遇甚苦，情感甚真，心迹甚哀”之评。《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表达了一种爱国主义思想，但十分隐曲宛转。《后东皋草堂歌》写瞿式耜，亦有爱国主义。七绝《赠寇白门》，写得较好。《松山哀》最明显，写洪承畴事，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圆圆曲》与爱国搭界。《勾章井》写王妃事，亦有涉及爱国处。梅村《新蒲录》诗记载明季遗臣私祭崇祯帝事，表现爱国情感，狄葆贤《平等阁诗话》、铃木虎雄《吴梅村年谱》均有所评论。此诗首见于木陈之《新蒲录》一书，木陈为遗民和尚，后降清，钱谦益有序文涉及之。梅村出山后诗谈不上爱国，但他较有良心，责备自己，应原谅之。早期爱国诗，除《松山哀》外，表现均较和平。爱国诗要昂扬、鼓舞人，梅村诗的较隐晦就不够了。两首《新蒲录》诗，悼崇祯帝，但不肯收到自己的集子里，胆子较小。故太炎说其诗特深隐，悔恨是真切的。研究梅村诗，重点在“梅村体”，影响了有清一代诗人。陈维崧、吴兆骞好梅村体。清中期好梅村体的人较多，袁子才性灵派亦有梅村调子。再后，嘉、道间陈文述《怡道堂》有大量七言古诗，皆为梅村体。清末更多，樊增祥的《彩云曲》《后彩云曲》是梅村体调子。曾广钧，即曾国藩孙，也有此作。王闿运的《圆明园词》为梅村体之作。福建女诗人薛绍薇也有几篇梅村体诗。江苏孙景贤的集子里亦有之。王国维有《颐和园词》，镇江人丁兆靖亦为之。写《颐和园词》的还有几家。江苏杨圻《檀青引》是此体，后写《天山曲》极佳，可与《圆圆曲》媲美。故可以说，梅村体对清一代诗人广有影响。 “梅村体”来自何处?固可以说来自白香山的《长恨歌》、元稹的《连昌宫词》，但不同在于，后两者不大用典。《长恨歌》只用了三个典故，而梅村每句都有典。另一点，梅村体大多四句一转韵，有一定规律，前用平韵，后转则用仄韵，再后则又平韵。转韵间并用“辘轳式”(或曰“顶针格”)。《长恨歌》也有辘轳式，但极少。再有，梅村体用律诗的句法，《长恨歌》不大用律体平仄。再从整体讲，二者均反映国事，但《长恨歌》反映唐明皇事非白香山亲历。梅村体诗则亲见、亲历，也有些未亲历但属亲耳听到的当时的事情。白香山《琵琶行》写个人沦落之情，梅村《琵琶行》反映国之大事，不是个人的沦落之情，故后者可目为诗史，而前者则不可命之为诗史。《长恨歌》为爱情诗，而梅村之作则不是爱情诗。白香山、元稹称为“长庆体”。元、白擅用白描，梅村工用典实。王国维《人间词话》评之用典太多，而不及白氏体。王说有一定道理，但并非全是。用典是中国诗的一大特点，一种用得较多的表达方式。“诗界革命”中之黄遵宪，大量作品依然用典。黄也写过几首梅村体，如《琉球歌》等，可见梅村体影响之大。梅村体来源亦有初唐四杰影响。王、杨、卢、骆四杰诗的特点，是用典、转韵等，梅村学之。横向方面，梅村体受到戏曲影响。梅村本人亦为曲家，有《秣陵春传奇》等。他受明传奇之《牡丹亭》、昆曲调子影响大。这就使“梅村体”不同于“长庆体”。
梅村佳作多，不限于梅村体。表现爱国思想的如《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即非梅村体。晚年写的《矾清湖》，回忆当年避难情景，谈不上爱国，但是好诗。《赠家侍御雪航》，来源于杜甫之《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但不同处在于杜作苍凉，梅村坦平，是融汇了杜、白两家。梅村五言古诗最好的是《清凉山赞佛诗》，写顺治皇帝与董鄂妃事。顺治帝出家说不可靠，而诗写顺治出家，是依据传说。此诗类似白香山《长恨歌》，区别在时事。这既是爱情诗，也是讽刺诗，顺治为女人而出家。董鄂妃死后，顺治帝花了很多钱为之作丧葬事，诗揭露了这种靡费。诗本身表达的情调比《长恨歌》要好，上天入地。这虽不是梅村体，但研究梅村体不可撇在一边。梅村的另一特点，在于用杜甫之“三吏”“三别”精神写诗。如《直溪吏》《临顿儿》《打冰词》《堇山儿》《马草行》《捉船行》《芦洲行》，这些诗作现实主义较强，与梅村体的绮丽不同。梅村诗创新之处还有讽刺诗。《悲歌赠吴季子》“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感情强烈，初始便喷发而出。梁任公晚年曾作《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对此诗极推崇，较梅村体为好。梅村古诗有许多写景之作，也很好，如早期的《途松晚发》《丁未三月廿四日从山后过湖宿福源精舍》，极好。长篇的《廿五日偕穆苑先孙浣心叶予闻允文游石公山盘龙石梁寂光归云诸胜》写太湖洞庭山之风光，极好。梅村七律并不高明，近于陈子龙。清初，钱谦益倡宋诗，黄梨洲也倡宋诗，开浙派学宋先声。梅村七律基本上属云间派，陈卧子一派，主要学明七子调子，是保守派，主张学明七子的“唐诗”。梅村很崇拜陈卧子，一首诗全是实事，开合动荡。梅村排律，《思陵长公主挽诗》好。梅村七言绝句好，情调、风神俱佳，当时可与钱谦益并驾齐驱(王渔洋属后一辈)。《读史有感》之类尤佳。《读史偶述》等有诗史价值。宋末文天祥等人斗争时间短。宋遗民较明遗民言只是恸哭，谈不上抗元，而清初明遗民亲身参加实际的抗清斗争。宋末人数较少，而且不全是文人，队伍单薄。清初自陈子龙等开始，势力相当大，持续时间长。谈爱国诗要谈艺术，清代爱国诗千姿百态。陈子龙既是诗坛领袖，也是爱国的代表，讲爱国诗要注意在诗坛的代表性。北方傅山风格与南方风格不同，不可脱离艺术流派。忠君与爱国在封建时代不可分。为明代殉国者属清代还是属明代?论定要有科学根据。梅村诗究竟何者为好?《圆圆曲》主要写吴三桂，讽刺之，爱国成分极少而且牵强。朱文（按：指朱则杰《清诗史》）写法可以，但对梅村其他东西一句不提，有主观武断之嫌。张尔田认为梅村最好的诗为《清凉山赞佛诗》，屈大均抗清问题，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谱》载之极详。朱文写了朱彝尊抗清思想，写得好，但当中有武断处。遗民诗人三鼎足：顾亭林、吴嘉纪、屈大均。顾与吴是现实主义，但表现手法不同。顾炎武用典，吴嘉纪以白描，两家均反映事实。屈大均属浪漫主义，又与现实主义结合，有不少现实性的东西。屈诗除爱国东西之外，还有山水诗、爱情诗也写得很好。李因笃、朱竹垞，亦表现了爱国主义。朱文归屈诗为“仙”气，当然可以，但不可概全。屈诗抒情性强，是其最大特点，有鼓舞、宣传、煽动性，故与前二者三鼎足。屈不用长篇写现实，而以之写山水。顾、吴不是“双子星座”，两者在于表现手法不同，又都在表现、记载现实。
潘四农说顾亭林诗质实。顾诗抒情不够，而不是什么以抒情为特点。顾之悼亡之作也写得呆板，难以动人，是受学人之诗影响的结果。顾以反映现实为长，而不以抒情见长，这是陈石遗先生讲的。《石遗室诗话》只谈诗艺，忽略了很多东西。石遗有诗评顾亭林七言长篇古风，但其诗集中未收。评顾亭林，朱的见解精辟，认为亭林是学人之诗，这观点是朱第一个提出的。牧斋学问的确广，但顾之学问更精确。顾与钱相较，顾不懂道藏，广不及钱。他对牧斋文章极推崇，虽轻其人。石遗认为顾诗“少趣味”，指其缺乏文学上的形象性特点。趣味是通过形象表现出来的，亭林大部分诗以议论为诗，故极少趣味，形象不鲜明，抒情煽动性不够。顾风格只能是“质实”，而不是沉雄悲壮。沉雄悲壮是大家多有的，屈翁山也如此，而“质实”则为亭林独有。
《大行哀诗》是排律，“质实”得很，句句用典。牧斋《哭稼轩留守一百二十韵》则写得动荡开合，究竟为大手笔。亭林余事作诗，诗不可推之过高。《千官》以论为诗，笨极，无言外之味。《感事》七首，板滞。亭林诗为“经史”之诗，非泛泛言“学人之诗”。“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为亭林诗中佳句，但也少感情。《京口即事》很有气概。《帝京篇》写明朝，结结实实，无动荡开合。《金陵杂诗》空阔，由明七子来。我的看法是，亭林诗调子还是明七子，如就诗论诗，还不如明七子。七子生吞活剥，“便由吴江下楚江”即是。黄遵宪亦多用典，但较高明，如《马关纪事》。亭林诗与其进步思想并不吻合。公度《大狱四首》，说明其年轻时写诗用典就极好。《香港感怀》亦同。黄用典较为灵活。其“诗界革命”的特点：一方面是“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新语言，新东西；另一方面在继承性上全面，在此基础上创新。再有反映新事物、新东西，还有就是外国东西。贯穿在诗中之爱国东西并不新，因为别人也有许多。甲午、庚子之诗显不出他的特点，也不是新东西。在继承上创新，既以口语创新，又有典故，统一在他身上，这与时代有关。亭林《秋山》是好诗，形象性较好。用虚语“已用”“复见”等，使诗句流动，显得活跃些。《表哀诗》典故较多，表不出多少哀。王闿运《圆明园词》一方面揭发了帝王奢侈，一方面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王国维《颐和园词》在思想上不可与之比，后者歌颂慈禧，大骂民国。《十二月十九日奉先妣藁葬》一诗，写清军兵过如织，较平凡。《上吴侍郎阳》，前面尚晓易，中间又开始用典，平凡如史书。吴氏事多惊心动魄，但写得却较差。用典之道，要熟典生用，死典活用，僻典熟用，一典多用，每个人用一典要切自己诗境。作诗学研究，只有搞清了这些基本的东西，方可正确理解诗意。牧斋句：“银轮只在屋西头，一掌偏能障好秋。”“屋西头”，合明桂王。此夕月应在东，偏言其西，盖清位东也。我的“罗睢掌上山河影，争与神州共陆沉”句，死典活用也。用典是种艺术技巧，有许多事，直写不胜其烦，而且有许多东西，不便直写，要写得隐晦一些。识者自识，草包固其昧之也。封建时代作社会讽刺，须用此法，避免贾祸，以典掩之。《李定自延平归赉至御札》，写得较好，但典型的明七子调子。亭林七律多此调，写得过于结实。《海上》四首写得较好。“真阙”即“仙阙”，“水傍神州来白鸟，云浮真阙见黄金”，指自日本乞师抗清事，王蘧常谓指鲁王，误。写估计，写希望。后首“万里烽烟通日本，一军旗鼓向天涯”，写具体的事，即郑成功之举，两首诗是不矛盾的。这几首诗之所以写得好，是用些虚字，变得灵活通脱些。但这几首诗在使用典故上属熟典熟用，而未熟典生用。清代学者很多，但真正的诗人不多，学者中唯纪昀可当之。我以为《阅微草堂笔记》较蒲留仙《聊斋志异》写得好。《淄川行》，汉赋调子。《哭顾推官》，效杜甫《八哀》诗调子，写得稍觉动荡。杜之《八哀》与早期《北征》不一样，以兴趣写之，而非锤炼之工。杜晚年方臻不事锤炼而自工的境界，后人无可企及。《哭陈太仆子龙》，开始与上诗同样笔法，对陈一生概括得较好，语言不平板，而显出坚韧。《赋得江介多悲风用风字》，以“赋得”掩人耳目，而写时事。陈沆擅作试帖诗，为有清一代高手。《简学斋诗乘》中诗，受试帖诗影响较大。唐人试帖高手为钱起，《赋得湘灵鼓瑟》《高渐离击筑》《诸葛丞相渡泸》等，均借古代事拟今。《浯溪碑歌》，发抒中兴希望。《京口》，为明七子、陈子龙调子，但其二写得较好，情感洋溢。《元日》，表现忠君，传统观念。《岁九月虏令伐我墓柏二株》，吴嘉纪也写过伐木事，但内容不一样。《瞿公子玄育将往桂林不得达而归赠之以诗》，写得较好，句如“万里一身天地外，五年方寸虎豺间”，仍为明七子调子。此诗言之有物，概括了许多事情，是以七子调子写得较好者。《金坛县南五里顾龙山上有高皇帝御题词一阕》，全诗极有气概，起句“突兀孤亭上碧空，高皇于此下江东”，天外飞来，全诗开合动荡，与其他诗不同。《淮东》写刘泽清事，梅村《临淮老妓行》亦写此人事，以梅村体调子来写，亭林则以古诗来写，同汉乐府调子相似。《赠路舍人泽溥》，同亭林一段事有关系。《丈夫》，典实较少，亦好。我读亭林诗，觉其写得虚一些的较好，写得实的没有味道。亭林有意识地以不同题目将国家大事贯穿起来。《赠朱监纪四辅》，写得好。《金山》，写张名振军进入长江，打到镇江，亭林对进攻长江事十分拥护，气概很高，此为顺治十一年(1654)事。但以后郑成功进军长江，亭林就不赞成了。《江上》，记顺治十六年(1659)郑进军长江，认为战略方向不对，主张“一举定中原”，从陕西进军，居高临下。但前面张名振进军长江，他却赞成，前后有些矛盾。亭林主张“定中原”，自己身体力行，北上经营，所以亭林的战略主张是以关中为根据地，《江上》体现了亭林正面的战略主张，这可印证亭林战略思想何时建立。张名振那次进军，是海军进军长江第一次，很鼓舞人心，所以亭林写《金山》诗时，张军未败，亭林很愉快，《金山》充分表现了亭林的心情、态度与喜悦。《旧苍洲》，写苍洲一片荒凉，反映现实，而不是吊古，这从“唯有”“空城”之语可见。七律《白下》较好，属杜甫《秋兴》格调，但抒情极好。钱谦益用杜甫韵，而不用其板眼。《重谒李陵》“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契其诗，多写谒陵，显得迂腐。《羌胡引》，好诗!为亭林集中一首怪诗，骂满洲，写得奇奇怪怪。明初刘基《二鬼诗》是怪诗，骂元朝。“鬼”指外族人，鸦片战争后，“鬼”指外国人，成为特定名词。牧斋《浣月词》之作，似亭林此诗写法。亭林诗点出满洲，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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