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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新疆 | 重阳这一天,来看看吐鲁番出土的《孝经》


1986年,吐鲁番交河故城遗址出土了一件文书,高约18厘米,长约15厘米,研究人员根据残存内容,书法特点,判断这是一份唐代写本《孝经》残卷。有趣的是,这件文书有前后两次明显的“点读”痕迹,第一次使用的墨色和原文一样,出现了好几处漏断或者错断。第二次改用朱色墨笔再次进行了断句,对第一次漏断的地方作了一些补充,但对错断的地方没有全部改正过来。学者认为,这种重复练习的现象反映出这件文书很可能是一个小学生“练习簿”。

吐鲁番出土文书 日本宁乐美术馆藏


这是否是个例或者偶然现象呢,事实上,隋唐时期吐鲁番文物中《孝经》可不算是“稀客”。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儒家经典中出现了各种版本的《孝经》,而且在不少的随葬的“衣服疏”中也列有《孝经》。“衣服疏”是指随葬品清单,墓葬中放置“衣服疏”是一种起源于自中原地区的葬俗,在传统文化观念中,“衣服疏”被认为具有为逝者祈求冥福的重要作用。生前学习,死后归葬,郑重记录在“衣服疏”中,可见《孝经》在这一地区的广泛传播和流行程度。

吐鲁番出土文书 日本宁乐美术馆藏


这种“流行”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自然过程。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以后,中原文化开始源源不断传播到西域地区。汉唐间伴随屯田、战争的移民西迁,带来了儒家文化的传播。唐朝在高昌国的基础上,设置西州,并设置伊州和北庭,使得来自中原的军民的足迹遍布天山南北,形成了岑参诗中“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错居与交融的格局,进一步加速了中原地区语言文字及儒家文化在西域地区的传播,《周书》中就记载:(高昌国)“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以相教授。”

《孝经》篇幅短,容易为普通民众理解和接受的特点使它“脱颖而出”。唐玄宗就在开元十年(722年)和天宝二年(743年)两次亲自为《孝经》作注,并要求普通民众家庭必须收藏《孝经》,并熟练背诵。

下面这两件文书中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从制度角度来理解,《孝经》受到民众重视的原因。

以阿斯塔那325墓出土的《唐龙朔三年(663)西州昌县下宁戎乡符为当次男候子隆充及上峰事》为例:
1今见缺侍人某,宁戎乡侯子隆身充次男,【下缺】
2【上缺】£请充侍者。又闻怀相本得以顺。
3【上缺】今年新【下缺】
4八十,自回乡充陪父者。又得宁戎乡里。££
5定护款,其侯子隆见是中男,随番上烽,【下缺】
6【上缺】者。前侍已亲侍父,后请宜【下缺】
7式,关思任判者。今以状下乡,宜准状,符。
8到奉行。到准式【中缺】
9付身【下残】
10户主乡【下残】
11尉准淮史史£
12史况感
13录事沙龙朔三年三月二日下。

这件文书大致说了这样一件事:“某老”的侍丁“怀相”要回乡服侍八十岁的父亲,“某老”没有子嗣和近亲,请求由白丁“侯子隆”来代替“怀相”,县司下符通知乡里。对照《唐令拾遗》引《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凡庶人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九十,给二人;百岁,给三人。“皆先尽子孙,次取近亲,次取轻色丁”。我们看到两者是完全对应的。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孝经》


另外,根据一件名为《唐永龙元年(680)军团牒为记注所属卫士征镇样人勋官笺符诸色事》记录,唐朝的将军裴行俭在西州征兵,34岁的“冯石师”、38岁的“翟阿达”和31岁“某”卫士有“孝假”,免去征派。《唐令拾遗》规定:父母病故,服丧期间,可以免去差役任务。同时,35岁的“憧仁”有照顾残疾老人的任务,也被免去了征派。类似的还有《唐某人身是侍丁准式免番文书》《唐开元二年闰二月蒲昌县牒为卫士范君住母准式丧服事》《唐开元二年三月一日蒲昌县牒为卫士麴义逷母郭氏身亡准式丧服事》。这一类出土文献,反映出“孝假”和“侍丁”等制度在西州地区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执行,即使是在战事吃紧的状态下。

可以说,以《孝经》为代表的“孝”文化,为律令制度的畅行提供了民众和文化基础。中央王朝各项制度在西州地区的严格执行,则为“孝”文化的普及提供了有力支撑。

孝作为儒家思想中重要思想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隋唐时期,孝观念影响天山南北,在新近出土的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也发现了唐写本《孝经》的“身影”。纵观历史,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在西域地区的传播虽有起伏,但绵延不断。(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马剑)

编辑:阿毛
审校:葛建
监审:司元勋 马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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