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象保护与象牙贸易 研究者这样说
非洲象保护和象牙贸易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一个自然保护议题，各国都相继出台了象牙贸易的相关政策。2016 年 12 月 30 日，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有序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的通知。2017年3月20日，国家林业局发布《分期分批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的定点加工单位和定点销售场所名录》，要求在2017年底关闭中国国内象牙贸易市场，作出相似禁贸承诺的，还有美国和英国等国家。2018年1月1日起，中国境内市场上的象牙制品将全部禁售。
然而，大象保护和象牙贸易一直以来都存有许多争议，全球各国与社会各界就象牙贸易的政策制定有许多不同的意见。近期《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关于如何解决国际象牙贸易和非洲象保护困境的《打破象牙之僵局》一文（见阅读原文），本文由来自全球各著名高校的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们合作而成，其中一位联合作者，是来自耶鲁大学的博士生高煜芳。
现在，我们请他来谈谈大象保护背后的视角、文化、价值观，以及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
采访者＝Q
高煜芳＝G
Q：眼下是象牙贸易中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一方面是中国承诺在2017年底全面关闭国内象牙贸易市场，另一方面英国也即将推行象牙禁贸的政策。象牙禁贸能解决大象盗猎的问题吗？各国象牙禁贸令的落实情况又如何呢？
G：野生动物保护，归根到底是关于人如何做决定的问题。对野生动物生存构成的威胁，通常是由于人作为个体或者群体做出的决定，所导致的行为造成的。我们应该以问题为导向来看待自然保护议题，而不是以解决方案为导向（预设了解决方案再去寻找问题）。所以在评价象牙禁贸政策是否能解决大象盗猎的问题之前，我们要先考虑的是这个“大象盗猎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我是在2012年开始象牙问题的研究。当时我看到，一方面非洲象盗猎非常严重，有些科学家估计每年有将近两万头大象被猎杀，这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大象种群的生存；另一方面，这个问题的各个相关方，特别是中国、西方国家和非洲国家之间有非常多的争议，大家各执一词，无法达成有效的合作。这让我感到很震惊。
所以，在大象保护和象牙贸易这个话题上，我做了三个研究：第一是关于事实到底是什么，特别是中国的象牙市场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是关于人们对事实的认识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也就是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第三则是对决策机制和过程的评估，看当前国际上的大象保护机构都在做些什么，成效如何，可以怎样做得更好。
我们最近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谈论的是如何设计另一种决策机制，来帮助各个相关国家跳出大象保护面临的僵局。保护生物学家们需要超越实证主义科学的局限，反思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整合不同学科的视角和知识，更深层地去认识野生动物保护面临的挑战。
2010年，在肯尼亚东察沃国家公园，一位野生动物管理员手举象牙。图片来源 / nationalgeographic.com
Q：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关于大象保护都有哪些争议？
G：非洲的30多个国家都有大象分布，而涉及到象牙贸易的国家就更多了。尽管明面上大家都同意保护非洲象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这些国家所处的地理、社会、文化、历史、经济、政治背景各异，出于不同的视角，大家看到的大象保护面临的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各不一样。这种不同体现在人们追求的目标、对过去趋势和当下情况的判断、对导致目前状况的原因的分析、对于未来的预测、以及对可能的解决方案的评估和选择。
国际象牙贸易早在1989年就被联合国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禁止了。但是CITES针对的是国际贸易，对于各个国家内部的贸易没有约束力，所以尽管国际贸易被CITES禁止了，国内贸易在很多国家继续存在。
另一方面，1989年国际象牙贸易被禁止后，有些国家不满意，他们不停游说，希望开禁。比如南部非洲的津巴布韦、南非、纳米比亚、博茨瓦纳，这些国家内有非洲最大的大象种群，每年有很多自然死亡的大象。在一些地方人和大象的冲突严重，大象会破坏农田，有时甚至会踩死人，所以一些地方政府也会猎杀某些“问题大象”。
这些国家希望能够允许象牙贸易，这样象牙贸易得到的钱可以用来支持在地的保护项目和社区的生计发展。1997年，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成功地让CITES将他们国家内的大象种群降级到CITES的附录二，也就是允许严格管控下的贸易；2000年，南非的大象种群也被降到了附录二。与此同时，一些国家比如日本和中国也有意购买象牙。所以1989年禁贸后，有过几回一次性的贸易。特别是2008年，在CITES允许下，中国从南部非洲国家那里购买了62吨象牙。
很多保护机构认为这次交易刺激了消费需求，造成了2008年以来的大象盗猎危机，但也有些研究报告称大象盗猎跟这次交易没有关系，所以专家内部也是有争论的。
现在国际上关于大象保护的争议主要在于解决方案。目前占据上风的观点是支持全面禁止象牙贸易的一方。很多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和动物福利组织希望停止一切形式的象牙贸易，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他们认为，合法贸易不仅给非法贸易提供了掩护，还增加了执法的复杂性。而且他们认为，如果各个国家全面禁止象牙贸易，这会让人们认识到购买象牙是不被社会所接受的，这样能够有助于减少需求。
相反，支持贸易的人认为象牙贸易可以成为支持非洲当地社区发展和保护行动的资金来源。他们也担心一旦禁止了合法贸易，所有的交易都转向黑市，而需求不是那么容易就会消失的，这样的话，可能象牙价格会被抬高，进一步加剧盗猎和走私。
Q：如果我们做更多的调查和研究，不就可以拿出证据出来说明哪一方是对的，哪一方是错的吗？
G：现实世界并不是黑白对错这样界限分明的，我们需要具体情境具体分析。单靠科学研究，靠呼吁要更多更详实准确的数据，并不能解决这些争议。因为科学研究本来就有很多不确定性，尤其是面对像国际象牙贸易这样一个隐蔽且又是全球尺度的问题，我们恐怕永远不可能拿出全面可靠的数据。
我们需要在证据的精确性和充分性之间做平衡。大象保护的科学家对定量数据的过度追求，其实体现的正是背后不同意见各方之间的不信任，体现的是当前的决策机制无法有效调和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和视角。
问题由人定义出来，要有问题，得先有个目标。当人们对现实状况的判断和预测与他们所期望的理想状态之间存在差距时，才会存在问题。不同的价值导向可能导致人们有不同的目标，或者说，对于理想的没有问题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人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不管他们有没有觉察到自己的价值导向。
此外，人们有不同的视角，比如他们各自的身份认同、需求和期望、以及认知世界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这些都会导致他们对信息的不同选择和处理，对于一个问题形成各自的认识。价值判断和知识创造两个过程总是交织在一起。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Q：不同人群因为不同的价值导向和视角，形成对问题的不同认识，那这些不同诉求之间的矛盾应该如何解决？
G：任何的自然保护问题在我看来都有三个层次，这三个层面之间互相影响，涉及到行为实践、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一层次是冰山上的一角，是我们经常看到听到的各种发生在野生动物和人之间的具体问题。比如说盗猎、非法贸易、人兽冲突、栖息地破坏、外来物种入侵等。保护工作者认为这些是野生动物面临的威胁，很多保护项目都围绕如何应对这些威胁展开。
第二层次是关于决策的问题。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问题都是个体或者群体做决策后产生的行为，导致的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效应。所以，我们要认识问题，就需要认识这些决策过程。
决策过程包括：信息的收集、分析和评估；不同意见之间的辩论，调动支持；选择、制定正式或非正式的各种规则、制度、法律、方案；建立配套的支持并执行这些规则制度和方案；对整个过程的监控和评估；对决策的终结，项目的退出。我们需要去评估决策过程的各个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才导致了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对野生动物的威胁。每个群体内部都有各自的决策过程，
不管是一个村子内部、地方政府、国家、或者是整个国际社会，即便是在NGO内部的管理也是一个决策过程，这些不同场域的决策过程彼此之间互相影响，而且不同机构可能在同一个决策过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分析决策过程，我们不能只看到管理部门的“体制机制”问题。决策的内容和决策的程序同等重要。
第三层次则是关于决策的决策，关于制定规则的规则。这个关于决策的决策，是在长期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主宰我们如何认识世界的范式，涉及到我们看待“世界是什么样”的方式，以及左右着我们觉得“世界应该是怎样的”的各种看不见的力量。
历史的视角能帮助我们反思现在习以为常的很多观点和做法。比如说，自然资源属于谁的，谁有权利来参与第二层次的决策过程，决定我们应该如何使用和管理自然资源？比如说，为什么在定义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对于科学，特别是定量的科学数据如此执著？比如说，我们对于人与野生动物之间应该如何共存的想法背后的各种假设。
在大象保护这个话题上，多数人都聚焦在第一层次的问题，一部分人在思考和试图改进第二层次的问题，而大部分人缺乏语言来帮助他们认识和描述第三层次的问题。要应对当前我们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真正最根本需要改变的是这第三层次的问题。
我们还要意识到的是，野生动物保护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产生和解决都离不开特定时空下的社会背景。这就是为什么了解一个问题的社会互动过程非常重要。
这个社会互动过程包括不同的参与者，他们带着各自的视角和价值诉求，在各种场景下，有意无意地调用所掌控的资源，试图使局势朝着他们认为的理想状态发展。他们之间的互动，影响着决策过程如何发生和演化，影响着人们所追求的东西和关系（比如权力、财富、知识、技能、尊重、健康、友爱和道义）如何在社会上被创造和分配。而这些社会结构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们的能动性。
了解社会互动过程，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那些可能通过施加一些影响，就可以带来改变的地方。比如，我们可以着眼于参与者，可以去看哪些人群跟大象保护有关系，哪些人群已经参与进来了，哪些人群被忽略或者边缘化了。我们也可以尝试去创造新的社会场景，来促进不同视角之间的交流。
Q：能就象牙问题说一说多个参与者多方面考虑的具体例子，以及这样转变的成效吗？
G：2012年我刚开始研究国际象牙贸易的时候，国内对这件事情还不怎么关心，只有寥寥几个国际组织的中国办公室在做象牙相关项目。当时，国外的保护人士普遍认为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把象牙当做身份地位的象征而购买象牙，因此驱动了走私和盗猎。很多国外负责象牙项目的保护人士还完全不知道中国有个收藏投资象牙的文玩市场。
这些年，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参与到象牙话题的讨论，让整个大象保护的圈子更加全面具体地认识到中国象牙市场的状况。一些保护机构也已经在和古玩收藏界等其它领域合作。这是一个积极的转变。新的参与者和新的视角的介入，能够带来更加综合有效的解决方式。
2014年我做完了象牙研究后，我把两位肯尼亚朋友带到中国来，带他们去看中国的象牙商店，带他们和公众、保护工作者、媒体交流。这样既能让他们了解中国人怎么看待象牙，同时也使国内的人有机会了解肯尼亚人是怎么认识大象保护的。最近这些年，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非洲去了解当地参与自然保护的情况，这是好事。我们需要在社会各个层次创造各种可能的场景，来促进跨文化的反思、沟通和交流，不仅仅要有官方的，也要有民间的双向互动。
Q：作为一个保护工作者，我们个人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G：保护工作者是社会互动和决策过程中的参与者，要更有效地参与，我们需要清楚我们自己的立场，包括认清我们自己的身份认同（“我是谁”）、价值需求（“我要的是什么”）、以及我们对于理想状态的期望（“我期望事件如何发展”），然后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态位，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个人的兴趣爱好、理想抱负、生活和职业各个方面能够很好地平衡，同时也能推动事件朝着理想的状态发展。
其中最难的可能是对理想状态的认识。你觉得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怎样的？理想的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你用怎样的标准来做判断？如果我们对于目标的认识不清楚，我们就很难去评判当下到底有没有问题，问题是什么。
当我们的目标和其他人群的理想状态之间不匹配的时候，我们如何区分那些各样的诉求到底是群体共同利益还是少部分人的特殊利益？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哪些是正当合适的诉求，哪些正当但是不合适，哪些不正当不合适，我们将如何抉择？
另外，为了达到理想的状态，什么样的途径是正当的，什么方式是不正当的，你的原则是什么？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认真思考过，我们可能就会人云亦云，比如大家觉得野生动物保护很重要那我也就觉得很重要，大家觉得保护野生动物要社区参与那我也就觉得社区参与很重要。
一个理想的世界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是涉及每个人自己价值取向的问题，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寻找确定，没有人能给你一个答案。我自己也并不是十分清楚，还有很多问题我没想明白。
但有一点我选择相信的是，所有生命都是同等重要的。大象的生命并不就比当地老百姓生命来得重要，两个都重要，所以我们的保护项目不能够只是关心大象，而不考虑到当地老百姓因为大象而承受的损失。而当这同等重要的两个生命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会选择站在弱者的一方。
如果一种文化是建立在生命的痛苦之上的，那么我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文化，不应该继续下去，这也是为什么我支持中国禁止象牙贸易。当然，现实世界往往更加复杂。但总的来说，我相信一个理想的世界应该让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严得到尊重和保护。
Q：中国的象牙禁令能够拯救大象吗？您认为目前大象保护的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G：中国的象牙禁令对大象保护是一件积极的事情，但关键还在于执法。现在很多人的目标聚焦在象牙贸易上，因为这个问题在眼下显得很突出，但从长远来看，对于大象保护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非洲当地的老百姓和大象如何共存。
随着非洲国家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人与野生动物之间对于空间资源的竞争将会加剧，人们能否约束自身的行为来求得与野生动物的共存？这种共存在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尺度上可能是怎样的？能不能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机制来保障这种共存？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背后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不同人群的价值观和视角之间的冲突，所以人与野生动物共存，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人与人之间能否和谐共存。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人们对于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得与失的主观性考量，以及这些得与失在同一人群里的分配。
Q：最后，您对有意愿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大学生有什么建议吗？
G：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培养跨界整合不同领域的能力的重要性。现实世界本来是没有学科领域的界限的一片混沌。我们人为地把这个复杂的世界划成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种各样的框框格子里。
这里有两种类型的知识。一种是这些格子里的知识，每个格子深入下去都自成一个学科体系。另一种知识则是关于如何把这些每个格子的东西有机整合在一起、尽可能还原出局部世界的全貌。对于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标的野生动物保护的践行者来说，后一种关于知识整合的能力无疑是更加重要的，因为它帮助我们直面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便更好地做决策。
不是一定要有保护生物学专业背景的人才可以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任何学科背景的人都可以参与到自然保护的过程中。不管是学习什么专业，在打好本专业基础的同时，也应该要思考和反思自己所处的领域的学科范式、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可能的话，多去接触不同的学科和领域，多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培养整合不同视角来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采访、编辑 / 北美小象君 庚启谛
受访 / 耶鲁大学博士生 高煜芳
排版 /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棣棠（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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