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雯 丨启蒙与情感：18世纪思想与文学中的“人类科学”

文学与情感  ①

启蒙与情感：18世纪思想与文学中的“人类科学”

文 / 金雯 

01

18世纪启蒙时期应该被视为“情感时代”，此时的思想和文学对情感问题的探讨和关注史无前例。作为个体的人基本的需求是什么，由此引发何等情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进程，个人如何与物质世界以及由他人构成的社会互动，这些问题成为启蒙思潮的焦点，成为此时形成的“人类科学”的核心。18世纪的情感观念有两个相反的侧面，情感一方面是身体将其自身波动传递给心灵（用18世纪的术语来说是“灵魂”soul或“心灵”mind）使二者协调一致的沟通桥梁，但同时也成为两者发生冲撞和冲突的重要表现。厘清启蒙情感观念的两个侧面有助于深入阐释西方现代性的起源和内在悖论，也有益于人们考察自身的处境，以“现代性”这个遍布全球但呈现出巨大差异性的文化形态为背景，提出当代人精神世界和共同生活构建的原创方案。

02

18世纪 ; 启蒙 ; 情感 ; 跨学科研究 ; 主体 ; 社会

03

金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目   录

一 作为“情感时代”的18世纪

二 “内心”的双重性：启蒙时期情感观念的正反面

三 18世纪小说中的情感

四 总 结 和 延 伸

18世纪晚期是欧洲范围内早期现代与现代（近代）时期的分水岭，也是感伤文化爆发的年代。感伤小说（sentimental novel）在英国、法国和狂飙突进时期的德语地区同时盛行，或伤感或悲情的人物引读者掩卷叹惋；英国的废奴主义论争大量使用感性语言，以政论和小说的形式孕育对奴隶境况的普遍哀怜；法国的卢梭崇拜催生了许多在剧院和画廊中观众聚首痛哭的场景。此时，在文艺复兴基督教文化中被视为“圣洁”的眼泪成为世俗道德情感的表达，人们用眼泪表示对不幸者的同情和善意。与此同时，眼泪也成了失控情感的象征，感伤文化因为可能助长接受者—尤其是女性—自怜自恋的病态倾向而广受诟病。假如我们固守对18世纪欧洲启蒙文化的通常理解—即启蒙代表理性的觉醒—那么对这个时期出现的浓厚的感伤氛围是无法理解的。在基督教文化中，理性是上帝赐予人的禀赋，并不觉醒于18世纪，18世纪见证的恰恰是“情感”重要性的抬升，更准确地说是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成为时代议题。情感源自物质性身体与外界环境接触时的感官知觉，基于身体变化的情感与观念性理性如何互动，是否能被理性把握和掌控，这是自17世纪中叶以来欧洲思想史反复推敲的问题，无独有偶，向来钟情崇高情感的西方虚构叙事和诗歌传统也纷纷开始描绘不同阶层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情感。对启蒙时代的欧洲来说，情感能否在物质性身体与理性之间进行斡旋并使两者达成某种协调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不论是商业社会的有序发展，还是政治主权从绝对君主向公共领域的迁移，都以特定的“人”为条件。能自发构成和谐共生的私人和公共领域的个体必须有充沛但可知且可塑的情感，这样的人具有内在性，能根据自身感受制定道德规则，同时又向他人敞开，能感知他人情感并以普遍感受为标准调节自身感受。因此，18世纪出现了大量情感理论，成为“人类科学”（休谟语）的关键组成部分。对情感机制、功能及其是否会溢出理性控制的探讨是启蒙时期道德哲学、美学、人类历史书写和社会学的一个核心任务。层出不穷的情感话语旨在论证现代人是否能以情感为纽带使身体和心灵实现整合，是否可以依据情感树立道德和审美判断的标尺而不至于被强烈的身体性激情所左右，用当代理论术语来说，这就是在论证人是否具备“主体性”（subjectivity）。正是有关情感的探讨决定了启蒙思想中有关“内心”“私人”和“社会”的思考，决定了西方现代文化的走向。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考察18世纪英国及欧洲文学与文化中情感观念的著述层出不穷。这些著述重新审视了启蒙时代想象“人性”以及人的社会属性与政治权利的方式，也成为欧美学界“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热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当代情感研究学者热衷于探讨与身体紧密相连的情感能否有助于重塑现代主体，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梳理17、18世纪如何想象情感在主体性构建中的作用。加拿大批评家弗莱在1956年提出的18世纪可以称为“情感时代”（age of sensibility）的观点已经在众多具体研究的加持下变得十分稳固。弗莱以18世纪诗歌的内省转向为依据提出这个观点，而晚近的研究对小说、叙事和戏剧情有独钟，更系统地梳理启蒙时期的情感观念与世俗、商业社会建构的关联。

对中国读者和学者来说，18世纪启蒙时代更为熟悉的称号无疑是“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这个称号出自18世纪末佩恩(Thomas Paine)的同名著作，在19世纪英国辉格党的历史叙事中成为18世纪的代名词。启蒙与理性的关联主要基于法国“启蒙哲学家”(philosophes)对宗教盲从发起的冲击和对人类感官经验的重视、从洛克到休谟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以及德国从莱布尼茨理性主义哲学到康德的观念论。卡西勒在《启蒙哲学》(Die Philosophie der Aufklärung, 1932)中的观点很典型，他认为，启蒙时代之所以是“理性时代”，是因为“没有哪一个世纪像启蒙世纪那样自始至终地奉行理智的进步的观点”。在今日看来，这个判断失之粗疏，启蒙时代的确最早提出了建筑于人类理智发展基础之上的进步历史观，然而并非对此毫无疑虑，启蒙思想家和文人对“情感的怪异涌动”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深知理性需要情感的辅助也经常因与其扞格而陷入困境。卡西勒自己也指出，启蒙心理学理论没有忽略“情感生活的力量和具体性质”。

在18世纪西方哲学的不同分支（认识论、道德哲学、美学）中，“情感”一般被认为是身体和感官与环境接触时产生的反应，在英语中经常用passion, affect, emotion, feeling, sentiment等各种词汇表示。我们没必要也不可能将这些词分别翻译为不同的汉语名词，可以统一用“情感”来对应，并在必要情况下改成“感受”“激情”或“情动”。这些词的侧重不同，但都运用广泛，说明启蒙时代非常重视情感在个人主体性和社会共同体构筑中的关键作用。不过，不论是经验主义/感觉主义情感理论还是理性主义情感理论，都产生了内在分化，将情感视为一柄双刃剑，虽然认为身体与环境接触后产生的感觉、情感与理性相连，为观念的形成提供基础或辅助，但也同时意识到身体与理性的抵牾及其带来的不可预知的后果。

首先，启蒙时代的情感理论致力于调解笛卡尔设定的身体与心灵的二元对立，解释感官经验如何触发主观反应并为理解力和判断力提供向导，但从18世纪早期的法国美学家杜博（Jean-Baptiste Du Bos）到康德的许多基于完全不同立场的思想家都指出情感可能自行其是，导致判断力和理解力的失误。其次，启蒙时代的情感理论试图解释不同个体之间如何在个体保障自身利益和权利的同时与他人形成和谐互利的关系，“同情”理论盛行于18世纪，成为现代社会依靠私人个体的互动与联合自下而上构成的重要保障。不过这种纽带也被认为是不稳定的，即使在“同情”的拥趸休谟、斯密和狄德罗笔下，情感的偏颇也随时可见，物理距离和阶层差异等偶然状况都可能成为阻碍人际情感认同的因素。情感的双重性在小说家笔下体现得更加鲜明，越是试图以情感促成社会交流的作家对这种交流的晦暗面和复杂性就了解得越深。

以“情感”为窗口，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启蒙思潮的双重性，看到这个时代对与身体绑定在一起的“人”和人类社会的信念，也看到对失去形而上根基陷入了物质和历史泥沼的人类存在状态的犹疑困惑。情感的双刃剑使得人的整体性和自主性时刻可能被颠覆，这种危险在18世纪新兴的写实性小说中已经初步呈现，18世纪末大肆流行的哥特小说和随后的黑色浪漫主义文学集中地探索个体情感世界的幽暗之处，19世纪中叶以降的文学作品对奇情、性欲、鬼魅等问题的兴趣更为显著，导向了精神分析学的诞生，至此，启蒙思想在情感与理性之间维持的不稳定的和谐已经分崩离析。“人”和“人类社会”自我疏离的危机在20世纪初达到高峰，导向后现代种类繁多的虚无主义、解构主义和重构主义。

虽然有关18世纪欧洲思想和文化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启蒙时期作为“情感时代”的深意还有待厘清，对18世纪情感观念的理解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梳理启蒙的文化遗产，揭示出其内部的丰富层次。如何评价这个特殊时代的问题在二战以来全球人文社科研究界造成了巨大撕裂，对18世纪思想和文化形成独立而全面的看法也就尤其困难和重要。启蒙思想并不单纯对人的主体性表示乐观或悲观，18世纪的思想家和文人对身体内嵌于物质性环境有着深入的认识，在论证人对身体和环境有掌控力的同时，也意识到人的主体性受环境的影响和限制，情感就是人内嵌于环境和历史的重要表征。重新了解18世纪有助于我们深入阐释西方现代性的起源和内在悖论，也有益于我们考察自身的处境，以“现代性”这个遍布全球但呈现出巨大差异性的文化形态为背景，提出当代人精神世界和共同生活构建的原创方案。

一    作为“情感时代”的18世纪

《鲁滨逊漂流记》（1719）的主人公对自己的孤岛生涯总是追悔莫及，将苦难的源头归咎于“任性”，自己曾“明目张胆地，固执地坚守[那]出海遨游的愚蠢倾向（foolish inclination）”，要过与中间阶层舒适平静理想相悖的生活。他总结说：“人们有一种通病，那就是不满足于上帝和大自然给他们安排的生活。”然而，他虽然时刻反省自己“异样的不安分”，孜孜不倦地悔过，却从不改正。不仅在小说的篇幅中不断犯同样的错误，被“愚蠢倾向”牵引，且在文末保证要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冒险经历”。

《鲁滨逊漂流记》不仅是现代“经济人”依靠殖民和冒险获得财富积累的成长寓言，也揭示了追求冒险和财富增长所需要的情感基础。作为在17和18世纪之交逐步崛起的英国中间阶层的一员，鲁滨逊是工具理性的杰出代表，对物的使用系统而精当，对自己作为主人和富有人道精神的立法者地位毫无质疑。然而，更重要的是，他毫不讳言自己的“愚蠢倾向”，把中间阶层依靠商业手段积累财富的欲望表现为一种值得怀疑的情感冲动。这恐怕就是笛福看似平淡的作品中充满玄机的一面，他将中间阶层自我意识的双面性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个阶层的工具理性与他们不可遏制的激情，即对于财富和自我提高的冒险性渴求，不仅同时存在，更是互相依赖的。鲁滨逊一边用理性驾驭和实现情感需求，一方面让这种情感为自身利益服务。在小说中的一个关键时刻，鲁滨逊在内心中反复争论自己是否为了要得到一个野人奴隶而冒着与整个野人部落浴血征战的痛苦，最后“使自己获救的迫切愿望”占了上风，他咬牙宣誓：“不惜一切代价弄一个野人到手。”他的自利“倾向”再次出现，似乎如此地理性，却又带着不可否认的激情。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赫施曼（Albert O. Hirshman）很早就断言，17和18世纪是一个对强烈而被动的激情不断批评遏制，使得利益（interest）考量成为社会秩序基本原则的时代，为资本主义在18世纪晚期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这并非是一个情感被驯服的时代，利益考量需要一种类似于“倾向”的东西作为其根基，与之发生合力。这里的“倾向”是18世纪情感理论中的常见词，指催生激情的人类基本需求。17世纪法国教士和哲学家马勒布朗士就认为人的基本倾向（inclination）包括“对普遍善”的倾向、“自爱”和对“邻人的爱”。鲁滨逊的“愚蠢倾向”与自身社会地位的提升有关，总体上属于“自爱”的范畴，却也可能威胁到其自身安危，且经常与他的社会性倾向—需要有一个同伴和尊重人道的需要—发生冲突。因为这种冲动的危险特性，鲁滨逊称之为“愚蠢倾向”和“通病”，但也正是这种倾向成为了鲁滨逊的行为原则，推动着他不断通过冒险拓展自己的财富。这种冲动不是疯狂，而是强度较低但四处弥漫的驱动人不断索求利益的情感，它无法被完全克制，容易变成具有毁灭性的过度积累和征服的欲望，但如果调控得当，可以与商业理性兼容，甚至成为商业理性的支柱。

这个例子初步向我们揭示，启蒙时代的情感观念栖身于不为人关注的意识和语言的隐蔽角落，时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影响了居于西方现代性核心的文化观念和历史现象。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1863）一文中将现代性的产生定位于19世纪中叶，从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席美尔到帕森斯，都将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以降的西方社会称为现代社会，指出其在生产关系、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上与传统社会的断裂。不过“现代性”的到来有一个漫长的准备期，意大利地区资本主义的萌芽、“马基雅维利时刻”建立的世俗政治权威、文艺复兴时期市民社会的发轫都对“现代性”的形成有推动作用，这与恩格斯将“市民人文主义”与启蒙思潮相联系的做法一致。西方历史学界一般将1500—1800年间持续展开的文化观念和制度的转型称之为“早期现代”，这种观点在文学研究中普遍沿用。

作为早期现代的最后一个时期，启蒙时期现代性形成的最重要标志之一是以私人个体为基石的“社会”的萌生。阿伦特在《人的境况》（1958）中认为“现代世界”中人的根本处境在于成为了被孤立、无法真正参与公共生活的私人个体，她将这个变化称为“社会性”（the social）的崛起，标志着“社会已征服公共领域”。阿伦特笔下的现代社会与源于古希腊并由古罗马西塞罗明确阐释的“公民社会”所表达的基本内涵—由公民德性和行动力为根本维系的政治社群（polis, political community）—相区别，其成员是拥有财产权和不受政府侵害的政治权利的“私人”个体。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中并没有与阿伦特直接交锋，不过他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看法与阿伦特有很大差异，在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中，由“私人”构成的公共领域可以成为连接私人的渠道，使得私人可以参与议政和公共文化的缔造，包括家庭生活和经济生产等元素在内的私人领域与“公共性”并不相悖，相反这是培育有批判意识的私人个体的关键场域。从他们各自不同的视角来看，现代社会的形成与“私人”观念的崛起紧密相关。哈贝马斯强调利益和情感各不相同的私人个体可以通过理性交往结成有政治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社会将自身变成了政治行动场域，而阿伦特认为由现代私人个体构成的社会并不具备政治行动力，社会悲剧性地“征服”了公共领域。这里并非要深究两位学者的区别，只是要说明“私人”与由私人个体构成的“社会”在西方现代性构建中的重要地位。

从18世纪的语言来说，“私人”或“私人性”的兴起是重大的政治事件，绝对君权与现代社会的角力在欧洲各国以不同的面貌同时展开，私人个体在政体中的地位及其政治和财产权利是这个时期欧洲国家权力结构变迁中的核心问题。在英国，经过17世纪中叶的内战和1688年的光荣革命，君主权力的边界成为一个被公开讨论的命题，光荣革命期间支持和反对詹姆斯二世的双方演变为托利党和辉格党两派，英国党派政治诞生，1694年的《三年法案》（Triennial Act）使得议会选举常规化，由此在英国形成了君主、贵族和议会相互制约的微妙平衡，从根本上动摇了从中世纪到16世纪逐步奠定的绝对君主制。17世纪中叶封建土地保有制（即认为国王拥有王国内所有土地）的废除为洛克提出的私有财产观念奠定了基础，而私有财产观念又推动了商业社会的形成。17世纪末起伦敦等英国大城市中就出现了以商业活动（包括国内和国际贸易）为主业的“中间阶层”（the middle station），1707年英国与苏格兰签订《联合条约》后，苏格兰的农业、纺织业以及格拉斯哥与爱丁堡等苏格兰城市的贸易活动急剧扩张，启蒙时期的苏格兰也成为商业社会理论的渊薮。与此同时，党派竞争也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催生了汉诺威王朝蓬勃的印刷文化和早期通俗文化，在议会之外增加了一个新的公共议政场域。乔治三世上台之后，由私人个体构成的“公共领域”与政体机器之间达成一种协调关系，国王与公共文化的名人（如作曲家亨德尔）都被广泛视为现代英国国家的象征。法国的情况与此不同，强盛的绝对君主制使得政体在名义上与国王紧密相连，但也正因为国王与贵族对地方议会的压制和严苛的图书、戏剧审查制度，法国出现了一个更具有对抗性的公共领域，激烈地要求贸易自由、婚姻自由、出版自由。法国重农主义者及受其影响曾短暂任法国财政总监的杜尔阁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保持市场自由减少政府干预的经济理念，虽然就像在表面上与启蒙思想家熟络的普鲁士邦国的腓特烈二世一样，他们无法像英国政府那样奉行政治治理遵从由市场和公共媒体所表达的私人利益和情感的原则，但总体上支持开明的绝对君主制。

至此，我们可以更清晰深刻地说明从“情感时代”的视角来重新考察启蒙思潮和文化的意义所在。启蒙时期的核心特征—即现代私人观念和现代社会的形成—与鲁滨逊所代表的中间阶层在17、18世纪之交的兴起有着密切关联，与这个阶层对人本质“倾向”及其所驱动的情感的理解密切相关。18世纪的各种话语领域协同共进，建构了一整套有关人类本质倾向的话语，并在这个基础上将私人个体变成政治主权的承载者和社会建构的主体。如历史学家彼得·盖伊（Peter Gay）所言，“人类科学”成为18世纪的“战略性科学”(strategic science), 不仅与宗教思想抗衡，也“辐射进此时的教育思想、美学思想和政治思想”；而与此同时，18世纪的人类历史著作催生了社会科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弗格森的《市民社会的起源》等著作使得社会科学“从其前史跨入正史”。作为个体的人基本的需求是什么，由此引发何等情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进程，个人如何与物质世界以及由他人构成的社会互动，这些问题成为启蒙思潮的焦点。人被认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到基本需求和自然情感的支配，但同时也被认为有超越这种被动性的道德自由和对他人的社会性善意。这个复合的“人性”观念是18世纪欧洲思想的核心，也深深地渗透进启蒙时期有关人类社会何以构成及其历史演变的研究。虽然从古典时期到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很多情感理论，但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欧洲情感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是没有先例的。哲学、美学、医学以及有关人类历史的书写和当时的文学作品一样，都集中构想和描述了主体与社会构成的情感基础和情感阻碍。今天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将自身看作是现代时期（modern age）也一直被后人视为现代性正式形成前夕的启蒙时期与情感问题息息相关，启蒙时期被冠以“情感时代”的称号有着深厚的根由。

二    “内心”的双重性：启蒙时期情感观念的正反面

启蒙时代到底如何理解人的情感机制？实则有两个重要侧面，情感一方面是身体将其自身波动传递给心灵（用18世纪的术语来说是“灵魂”﹝soul﹞或“心灵”﹝mind﹞）使二者协调一致的沟通桥梁，但同时也成为两者发生冲撞和冲突的重要表现。研究启蒙时代的情感观念，也就是考掘这个时期对身心关系以及“人”的构成的不同观点。以“理性时代”为主调的启蒙形象突出18世纪思想中构建私人个体主体性和政治、政治权力的侧面，引发了两种常见的对于启蒙的看法，一种认为启蒙时代造就了有关人自身的迷思，为资产阶级的上升服务，私人个体主体性的膨胀导致了社会等级和物种等级在世俗层面上的确立，为19世纪逐渐深化的阶级、种族和性别差异以及20世纪集中爆发的大规模暴力埋下了病根；一种认为启蒙时代从思想和制度层面对增进所有人的自由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对权力平等和普遍人权等无可争辩的现代价值的形成举足轻重。这两种观点是人文思想界内部思想论争的集中体现，我们必须时刻在它们之间斡旋，也认识到这两种观点都基于对启蒙较为扁平化的认识。启蒙思潮不仅缔造了论证人的主体性的一系列政治、法律和文学话语，也前所未有地强调人与物难以分割，人内嵌于物质世界且自身具有物质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情感的怪异涌动”，无法完全驾驭物质性身体，缺乏单纯的主体性。这种有关身心关系的认识为19世纪及之后对启蒙的进一步反思和批判奠定了基础。

概而言之，我们可以将启蒙时代的“情感”观念分为正反两方面。正面观点的源头可以追溯至笛卡尔有关“激情”（现代法语中的passion，源自拉丁语中的passio）的论述和斯宾诺莎有关“情感”（拉丁语中的affectus）的论述。他们的思想有诸多不同，但都认为情感可以被灵魂感知和把握，与感觉一样成为灵魂感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时赋予情感一种判断功能，使情感成为理性的必要补充。笛卡尔认为“激情”是身体与灵魂进行协调的方式，身体将感官印象传递给灵魂，由此产生某种扰动。激情并非无益，它可以使得灵魂接收到身体的需求，随之对其进行调控。斯宾诺莎用affectio这个表示“分殊”或“改变”之意的词表示具体情感类型， 统称为affectus, 强调身体因为受外界影响而在生命力强度上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即为“情感”, 它们总是伴随着“喜爱”“怜悯”等观念的发生。笛卡尔认为身体和灵魂直接相连，斯宾诺莎认为两者不直接相连但灵魂的观念与身体的变化平行对应，他们都认为情感与观念相连，身与心代表两种不同的实体或同一实体的两种属性，两者之间以情感为桥梁彼此相连。笛卡尔认为理性和意志可以控制激情，斯宾诺莎也赞同“人类克制情绪的力量只在于理智”，不过认为理智需要转化为情感才能作用于其他情感，当人通过理性认识达成对上帝的爱并获取幸福，借这种幸福便能克制情欲等身体情感，幸福这种源于理性的情感正是“德性本身”。可以看到，从17世纪起，所谓“激情”或“情感”，一般指的是身体与环境交互时发生的身体变化或由身体感知引起的精神变化，情感成为身体与灵魂的中介，表征它们之间的互动或平行关系，说明灵魂可以认识、把握甚至调控身体状态。

笛卡尔认为身体感觉会引发灵魂激情的观点与斯宾诺莎认为身体变化本身即为情感的观点有显著区别，但也并不截然相悖，他们都认为灵魂与身体以某种方式相关联，灵魂因此对物质世界敞开，但也能对其加以控制，实现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地位。18世纪的情感观念延续这个基本认识，相信个体能在与环境的交互中保持其自主性，同时也能够与他人发生适当的共情。这种情感观念对启蒙思想来说的确具有“战略性”意义，不仅为在君权和教会权力削弱的情况下构建现代“私人”观念奠定了基础，也为有关现代社会建构的理论设想提供了前提。笛卡尔之后的英法道德哲学理论和美学理论都着重勾勒身体与灵魂之间以情感为中介的互动过程，尤其是经验主义关照下的“感觉主义”（以孔迪拉克为代表）和“道德感”“道德情操”理论（英国从沙夫茨伯里第三代伯爵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哈奇生、休谟和斯密的脉络）。前者认为人的感官系统和意识功能在与自然的交互中逐渐变得复杂，由最初的情感生发出语言和概念，后者认为人与人的社会性交往能够培育以同情为基础的道德判断能力。因此，个体与他人之间可以保持相互协调乃至彼此构成的关系，不同的人因为具有普遍利他的倾向或以中立视角看待事物的能力而可以和谐共存。莱布尼茨至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虽然与英法的经验主义和感觉主义不同，但也深受其影响，康德的观念试图论证居于自然中的人仍然可以获得自由，他在《判断力批判》中表现的情感观念是这项工程中隐含而重要的一环。康德对被自利倾向驱动的情感并不信任，但也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尤其是斯密）一样认为情感可以被个体控制和调节，人们可以为无利于己的想象之物喜悦，作出非功利、普遍性审美判断，这样一来，人便可以一方面保证自身的主体性和自由，一方面支撑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构想的普遍道德原则。

可以这样概括启蒙思想中较为强势的情感观念：情感标志着身体对环境影响的反应，彰显了人与物质世界无法割裂的联系，但因为灵魂可以感知并控制情感，个体得以拥有独立自洽的“内心”和主体性。社会生活会在个体内心中激发温柔利他的“善感性”(sensibility)，催生与他人达成一致保持情感和谐的深刻意愿。总体上来说，情感被认为有一种内在合理性，可以辅助理性做出正确的道德和审美判断，它虽然有利己的一面，在身体和物质环境的诱发下有背离道德要求的可能，但不利于人际和谐的情感可以被训诫和约束，情感能促进而不是阻碍社会的有序构成和运行。人与人的关系不是霍布斯所假设的在自然状态里无法避免的争斗和奴役，而是一种各方均能获益的均衡态势。可以说，启蒙思想家对于自主的人类社会有一种理想化的想象，不仅构建出哈贝马斯所说的“听众/观众导向的私人性”，一种完美地缝合了“内”与“外”的主体，也为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注入一种公共理性，也就是哈贝马斯在《现代性：一个未竟的工程》（Modernity: an Incomplete Project）中提出的观点：现代社会“理性地组织日常社会生活”，或者说体现了一种能“传承某种传统、社会整合与社会化”的理性。这种理性不是工具理性，而是基于同情机制产生和谐秩序的公共理性。

毋庸置疑，18世纪情感理论对启蒙时代有关“私人”“内心”和“社会”的理论构想至关重要。不过，很多学者也指出，此时出现了另一种情感观念，导向了与现代主体观念有一定抵触、更为接近后现代思想的内心观。美国学者卡瑟尔（Terry Castle）在1987年的著作《女性气温计：18世纪文化与 “暗恐”的发明》（Female Thermometer：18th-century Culture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Uncanny）中特别提出，18世纪的科学话语经常将人体想象为一架异常敏感的机械装置，人类情感如同气温计，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激情会像水银飙升那样骤然爆发。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作家和画家也开始将性欲和政治激情与气温计相关联，并经常讽刺或批判过于敏锐的情感。这告诉我们，现代城市生活无法驯化身体，相反会催生和激化欲望，而当启蒙理性和中间阶层体面文雅的交往准则试图压抑身体性情感，将部分情感排斥在意识之外，会导致“真实的疏离”和意识的分裂，使得内心并无自洽性可言。从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中叶，英国出现了旨在肯定、培育温柔利他情感的文化潮流，新教各教派的努力与商业社会伦理共同作用，推动了男性行为改革运动与各类人道主义运动。不过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蓬勃的性欲表达文化，色情文学的出现与假面舞会、欢场名媛等城市流行文化现象莫不印证了 “欧洲第一次性革命”的发生。18世纪末盛行的哥特小说和艺术更为普遍地摸索黑暗情感，随处可见的鬼魅和恶魔无一例外地潜藏于人心内部熟悉而又陌生的阴暗情感中。弗洛伊德的“暗恐”（das Unheimliche）观念正源于理性和知识试图压倒身体性情感但无法完全做到的启蒙时代。美籍哲学学者卢索（G. S. Rousseau）在差不多同时出版的编著《心理语言：启蒙思想中的心灵与身体》（The Languages of Psyche: Mind and Body in Enlightenment Thought）从一个相似的角度梳理了启蒙时期对身心如何联合问题的探讨。卢索指出，启蒙时期发起了第一次“对身心二元论全面而又持久的质疑”，18世纪思想强调身体内嵌于环境和历史的特性，强调与身体紧密相连的情感和想象。㉝然而，身体与灵魂的相连会发生什么样的动态与后果很不确定，也很难描述或调控，启蒙思想和文学察觉到“人类动物内部阻碍有序进步的隐秘深处”。这些“隐秘深处”说明身心交接但又无法彼此协调，心灵无法穿透自身的隐秘，与自身疏离、相异。卢索指出，从《老实人》（1759）、《拉塞拉斯》（1759）和狄德罗小说、戏剧对话中对人类命运的暗淡看法再到诸多有关忧郁和疯狂的理论，启蒙思想和文学不断在追问：“会不会在人的内部有一个秘密的灵魂？一种显微镜永远无法捕捉的形而上的不可名状之物（metaphysical je ne sais quoi）？”以上梳理虽然只是概述，但已经说明18世纪对于身体的重视—既是现代科学进展的标志，也是商业社会的欲望召唤—都使得情感秩序变得相当动荡不定，感觉、情感与理性能否彼此交融构成自洽、不为外物所制的“内心”，都成为一个谜题。18世纪欧洲的医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人都充分认识到情感的两重性，情感成为理性的根基，印证了身心互通的关系，也正是情感凸显了身体和精神之间难以解释或弥合的断裂。这也正是福柯很久以前在《疯癫与文明》中已经说过的道理，他指出，18世纪医学和哲学已经认为灵与肉之间有相通也有相悖的关系，激情处于“二者的统一和差别都已明确的区域中”，激情标志着身心的联动，但时刻会成为“摧毁人的无限运动”，滑向疯癫，使灵与肉的统一体崩溃。

“不可名状之物”（当代规范拼写为je ne sais quoi）这个表达提醒我们，18世纪的情感观念指向了“内心”的基础性缺失。这个表述兴起于17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国，指艺术品引发的无法用观念表达的情感，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家都喜欢使用这个表述指涉内心活动中不可被观念理性把握的黑暗中心。如果情感无法从根本上认知，是一种性质不明的异质存在，这就意味着心灵无法自知自觉，无法实现自洽。休谟对情感的晦暗特性就发出过感叹，他在《人类理解研究》中曾说“心里的感情，欲念的搅扰，爱情的激荡”可以让所有“简单哲学”（即不关注“人类科学”的哲学）无地自容。类似表述在《人性论》中更多见，休谟在这部最初的著作中有一句名言，指出反思不足以揭示观念产生时刻的心理活动，任何心灵活动或许都不能被参透，因为这种活动是“无法下定义、无法形容、可是每个人都充分了解的‘无可名状’（休谟拼写为je ne scai quoi）的活动”。情感以及心灵的其他活动都是人不可或缺的工具，了解其存在但无法将其参透，由这些机能构成的心灵有着神秘不可捉摸的特点。斯宾诺莎在17世纪中叶已经将情感定义为身体的变化，且因将身体现象和观念视为平行关系而保证了二者的和谐，但在18世纪的进程中，身体性情感与理性的联系不再显得那么清晰，心灵是否能与身体整合不断受到质疑。

通过考察启蒙时期欧洲的情感观念，我们可以看到，18世纪对人及其内心的认识肯定了现代私人确保自身完整性和人为建构的社会的完整性，但同时也有与之相反的思潮。以赛亚·伯林在1973年提出“反启蒙”的概念，用来描绘18世纪思潮中出现的对启蒙信条—人类理性可以把握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和目的—发出怀疑声音的逆流，“反启蒙”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意大利的维科、德意志的哈曼和赫尔德以及受其影响的早期浪漫派成员，他们都对科学理性和普遍人性观提出抨击，主张依靠同情、类比等非科学手段从民族文化的内部洞察其特性。在伯林之后，史学家笔下启蒙的对立阵营不断扩大，包括在廉价出版物中攻击启蒙思想的保守主义者，也包括卢梭这个启蒙哲学家中的异类。然而，许多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并不能被简单归于某一阵营，启蒙与“反启蒙”思潮有很多相通之处，启蒙时代的“情感”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心”观念具有至少两个侧面，这两个侧面以不同形态同时出现在许多启蒙时代思想家笔下，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尤其明显。鉴于此，许多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已经强调“启蒙”思想本身的多元性，认为不存在单一的“启蒙思想”—换言之，现代时期至少在智识上是“分裂”的，对“自身的合法性和价值”有彼此相左的看法—主张避免将“启蒙时代”等同于任何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

三    18世纪小说中的情感

启蒙时期是人类反思意识彰显的时期，但同时也是这种反思为自身划定边界的时期，是心灵意识到自身能动性的时期，也是陷入持续危机的时期，启蒙时期的思想文化表达了西方现代社会的种种悖谬和矛盾，说明现代性的困境即便在其萌生期也已经有充分而丰富的征兆。18世纪欧洲的文学作品是构筑启蒙时期复杂情感观念的最重要媒介，此时出现了许多以呈现、剖析情感和激发情感交流为主旨的小说，成为启蒙时代“人类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兴起中的现代写实小说借用文艺复兴以来散文罗曼司的许多叙事程式建构人物及其社会环境，同时试图找到让虚构折射现实情感经验的方法。

18世纪上半叶到中叶英国与欧洲现代小说兴起和发展的轨迹与欧洲早期现代观念史和文化史进程密切相关。从17世纪中叶开始，“情感”成为哲学和美学中的显著议题，到了18世纪上半叶，“情感”成为与新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共生的关键性文化议题。在18世纪上半叶和中期的英国，谈论情感时最常用的词汇是passion和affection（分别源自拉丁语的passio和affectus），可以分别译为“激情”与“情感”，feeling也时有出现，可译为“感受”。英国最早的文化杂志之一《旁观者》（The Spectator, 1711—1712, 1714）的两位主编斯蒂尔和艾迪生以自身或虚构人物的口吻撰写散文或书信评点人情世态，并邀请蒲柏、斯威夫特等人共同执笔，他们的许多文章秉承复辟时期和新古典主义时期诗人对人性的悲观见解，对“激情”的危害提出警示。然而，在稍晚些的18世纪20年代，情感的地位便有了变化。作家亚伦·希尔（Aaron Hill）与女作家海伍德（Elizabeth Haywood)、女诗人玛莎·福克斯（Martha Fowkes）结成希拉里尔小组（Hilarean circle)，经由密切的私人纠葛、书信往来和创作交流影响彼此的情感观念。希尔还创办了自己的杂志《老实人》（Plain Dealer, 1724—1725），与合作人分工撰文，集中探讨如何应对“激情”这种时代症结，这份杂志背离新古典主义思想初步提出了对情感的肯定性观点，认为情感可以被合理疏导，也有利于社会构成。

这段时期对18世纪40年代理查逊小说《帕梅拉》和《克拉丽莎》的出版有着非常重要的铺垫作用，理查逊挪用改造了复辟时期以来就在英国十分流行的情爱小说（amatory fiction）和书信体小说，借情感书写展现中下层女性的情感困境并为其树立道德楷模，也使得描摹女性人物在环境重压之下的自主道德抉择成为了一种有感染力和传播力的文学表达范式。理查逊创立的叙事模型在18世纪中叶的英国、法国和德语区等欧洲各地区迅速蔓延发展，卢梭的《新爱洛漪丝》在这个模型之上叠加了对于自然纯真情感的颂扬，而歌德的《维特的烦恼》又为个人情感悲剧注入了反抗腐朽生活的英雄主义色彩。1770年前后，情感题材小说渐趋泛滥，英吉利海峡两岸都出现了许多深受理查逊、卢梭、歌德影响的小说，一方面强调自然情感引导人做出道德判断，一方面以纯真人物的悲剧操控读者的哀怜之情。1771年《感性男子》(Man of Feeling)风行一时，法国作家—如李科波尼夫人(Marie Jeanne Riccoboni)和柯亭(Sophie Cottin)等—也纷纷仿效理查逊和受理查逊影响的卢梭，专注描写纯真人物受难的历史，以展示和推崇道德坚贞为由赚取读者的情感投入，对法国读者影响甚深。这些小说被同时代的人称为“感伤小说”(sentimental novel)，从1770年到1816年前后主宰着欧洲公众阅读的品位。虽然“感伤小说”在拿破仑战争后受到欧洲文坛主流的奚落，但情感和“内心”主题已经在西方小说正典中扎根，要了解情感在18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中的历程，18世纪初期和中叶的发展尤为重要。以往不少研究者把18世纪70年代及之后的感伤小说视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但也有很多研究关注这些小说的历史渊源。正如英国学者穆伦（John Mullan）所言，18世纪英国小说的整个进程都浸润在情感问题中，了解这一点可以打破传统文学史将18世纪上半叶的“新古典主义”时期与下半叶小说盛行的时期分割开来的做法，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18世纪晚期感伤小说的炽兴以及19世纪初浪漫主义对情感风潮的反思和延续。

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帕梅拉》(1740)和《克拉丽莎》(1748)一般被认为是18世纪情感题材小说的高峰，对法国和德国文化也有深远影响。理查逊在浪荡子和诱奸问题频发的文化背景中对女性读者进行道德规训，象征英国中间阶层试图以新的道德规范取代上流社会道德秩序并与之磋商合流的社会关系。不过，这两部小说的主旨并非宣扬女性贞操，而是将女性问题纳入有关新兴“私人”观念的思考，展现18世纪的女性争取私人空间和婚姻选择自由—用已故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的话来说，就是实践“情感个人主义”—并因此遭受重创的感人情景，凸显女性在外力围困中坚守这种自由的道德禀赋。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通过对女性自主权的探讨捍卫新兴的“私人”观念，成为同时代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重要补充和深化。同样重要的是，理查逊在《克拉丽莎》中通过女主人公信件的传递和流通具有开创性地探讨18世纪尚未进入法律术语的“隐私”观念，勾勒现代媒体社会中私人生活难以抵御公众窥探的难题。这说明现代“私人”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新兴公共媒介为普通个体创造的自我表达空间，但也因为与公共媒介的瓜葛而无法保存自身独立性，很可能成为虚幻的理想。同样，以情感为思路也可以深化我们对菲尔丁作品的理解，菲尔丁的小说经常被认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先驱，但其实也与启蒙时代的情感文化唇齿相依。菲尔丁的小说《汤姆·琼斯》(1749)用一种极为纯粹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仲裁善恶并揭示人心，这个意义非同寻常的叙事形式创新恰恰以18世纪英国的同情观念为基础。菲尔丁经由与18世纪视觉文化的对话和独特的叙事手法投射了一种观看他人的方式，使得笔下叙事者和人物群像之间能够达成深层的理解和同情，与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即在沙夫茨伯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从哈奇生到斯密的同情观念—有着深刻的互动关系。菲尔丁后期小说中全知视角显示出受限的态势，对同情机制提出了与休谟的怀疑论相近的灰暗质疑，这个形式变化暗指英国政治、法律制度的失衡失序，也预示了19世纪第三人称叙事视角普遍更为受限的发展趋向。

比上述两例更富有揭示性的是斯特恩的《项狄传》(1759—1767)，这部作品用许多极富创造力的叙事和描写手法凸显身体的任性，以大量的肢体动作和对“忧郁”这种难以名状情感的描写尽情戏谑和解构18世纪所有以人的主体性和社会的自发秩序为核心的崇高观念，看似是一部带有“后现代”色彩的作品。然而，当我们重新审视18世纪的情感和主体观念，可以发现这部小说不仅全面展示了18世纪异彩纷呈的叙事传统，也深刻地回应了现代性形成之初就已经凸显出来的危机。小说已经意识到18世纪商业社会中人的物化，通过大量借鉴自戏剧舞台和视觉文化的动作描写揭示身体的主动性及其脱离灵魂控制的可能性，又通过对盛行于18世纪的“忧郁”情感的细致刻画和纾解回应18世纪的个体和社会面临的失去自主性的困境。《项狄传》对启蒙思想主流的解构体现的正是这个思想体系的内在反思。启蒙时代不仅是一个构筑了进步史观的时代，也是一个乐观与悲观情感不断交杂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悲观情绪笼罩着约翰逊博士、理查逊、休谟等英国文化界名人，也成为了18世纪最具有前瞻性的英国小说的重要主题。

总之，从情感角度重审18世纪英国与欧洲小说不仅仅意味着研究此时的感伤小说，也并不仅仅意味着研究18世纪各类新涌现的虚构叙事如何展现不同情感类型，而是要说明这个时期的小说如何用自身独特的方法思索情感、主体和社会的复杂关联。我们需要考察小说如何展示身体和心灵的关系以及情感在这种关系中的作用，如何再现私人内心的形成过程，如何思考社会公共文化构成的机制。我们也需要关注小说本身的媒介性，考掘这种媒介对读者的情感反应做出了什么样的预期，如何看待自身对读者情感模式的影响，在形式和主题上做出了什么相应的创新和调整。

四    总 结 和 延 伸

伏尔泰在哲理小说《查第格》(1747)中借隐士之口说：“[激情]好比鼓动巨帆的风；有时大风过处，全舟覆没；但没有风，船又不能行动。”这就告诉我们，情感好比双刃剑，不断辅助现代主体性的建构，又时刻颠覆这项工程，人如何在情感的狂风中保持顺利航行，是一种艰难的艺术。情感不仅是当代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难题，更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难题，这个难题始于现代性萌生之时，我们思考和重构自身的旅程就从面对这个难题开始。

对启蒙遗产的梳理和反思从19世纪开始就未曾间断，这个时期对之后所有时代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黑格尔和马克思就是在对启蒙遗产时期的反思中建立了人类学和社会史研究的历史主义视野，将私人个体视为历史和社会关系的产物，深刻影响了之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大部分范式。自启蒙时代以来，身处历史中的个体如何通过反思厘清情感在身心关系中的多元作用，又如何在了解复杂人际情感动态的基础上制定社会构建的方案，一直是非常关键的学术和实践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启蒙的余波中，这个时代提出的核心问题延续至今。面对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理论可用，我们必须在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社会科学、心理学、生理学和认知科学的不同视野之间回旋，在回溯历史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理论，在与中国本土现代化实践的紧密对话中不断接近答案。这也是我们今天重返欧洲启蒙时期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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