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大师丨张耕华：旧史学的殿军，新史学的开山——略论吕思勉先生的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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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学的殿军，新史学的开山

——略论吕思勉先生的史学

文 / 张耕华

作者简介

张耕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吕思勉先生（1884—1957），江苏常州人，一生致力于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其治学涉及史学、文学、经学、文字学、文化思想、民族学等多个领域，著作总量一千余万字，学界常将他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先生合称为现代“史学四大家”。然而，在近现代史学史的流派研究中，吕先生却很难归入哪家哪派；流派的划分自然是见仁见智的事，但这多少说明，先生治学绝不是只有一个面相、一种元素。

吕先生的史学承继了很多传统史学的元素，这是容易识别的。严耕望说他的史学基础是传统国学，但若以著述方法论，则是以系统的考史札记为治史、写史的基础。后一点，常被学界所忽视。吕先生出生于一个诗书传世之家，幼年的文史学习与训练，就是读史书、做札记。后来读正史，也参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和《癸巳类稿》等书的研读。先生自言“于顾先生殊愧望尘，于余家差可肩随耳”。可见，先生的治史实以清代的朴学为榜样，以考史札记为著述的基础，实也是赓续清代朴学的传统，所不同的是他的考史札记更有系统性，更有目的性，先生的《先秦史》《秦汉史》等几部断代史，以及《中国社会史》《中国民族史》等，都是用这种方法撰写成书的。其实，这种著史的方式是传统史学中最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的地方。李伯重先生曾撰文说我国的“学术著作今天越来越被国际学界视为假冒伪劣而不屑一顾”，又说“近50年来刊出的宋史研究论著总数多达1.5万篇，其中——1/3－1/2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我想，史学著述如以考史札记为基础，学术废品一定会少很多。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为倡导“新史学”而对传统史学的批判确有偏激之处，但他批评旧史学只写“君史”不写“民史”，诚为不刊之论。这不是说帝王将相的史事不该写，也不是说旧史中完全没有为民众立言的史家，但总体上说，“史权为统治阶级所窃”，著史者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帝王将相的立场上来写史。所以，“新史学”之“新”，很重要的一个标识就是治史立场上的“新”，这也是中国史学史上很重要的一次转型。王家范师曾说吕氏的史著“平民气息较为强烈”。古人所谓“为生民立命”，实在也是这个意思。历史学就其起源和本质而言，原是一项公益性的事业，出于对整个群体命运的关怀，而不带有任何私人目的和利益取向。一百多年的“新史学”实践，学者们在采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上下了很多功夫，但如果认为史学的进步更替就在于材料、方法之新，以至于走向“材料崇拜”“方法的崇拜”，那就背离了历史学的初衷和本意。读吕先生的史著，“为生民立言”的文字随处可见，如说汉世钱贵，赋税虽轻，而百姓的负担仍重；说宋时税额虽轻，但税目和征收的方法都不佳，国家收入虽少，人民的负担却不见轻。又说我国“农民操业至勤，而获报至觳，有史迄今，如出一辙”。我想，“新史学”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为生民写史，实史家之悬鹄，而吕先生的史著可说是“为生民立言”的典范，也是史学转型最早、最重要的践行者。

仅此两端，我们就可以试着给吕先生在现代史学史上安顿一个位置，那就是：旧史学的殿军，新史学的开山。不过，这里的“新”与“旧”，当作“先”与“后”来解读。况且学术研究中的许多元素，原也无所谓“新”与“旧”。

“此意深微俟知音，若论新旧转茫然。”散原老人的诗句可用来提醒我们，与其辨析吕先生史学的新与旧，争论他归属于某家某派，不如去细细体会、解读吕先生著述里的一些“深微”之处。唐长孺先生曾写有一篇《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论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唐代募兵制代替府兵制是由于当时形势的所迫，唐先生说这个观点实在是聆教于吕先生而受的启发，赓续吕先生思路，唐先生的论文揭示了唐代军事制度里不易为人察觉的问题。章培恒先生曾写过《试论六朝文学的主流》一文，章先生说他论文的主要观点来自吕先生《两晋南北朝史》论六朝文学“辞藻富丽者，吐属仍贵自然”，循着吕先生的提示，章先生列举了大量的案例阐述了六朝文学“贵自然”的具体表现及其价值。这都是受吕著中“深微”之处启发而又阐发出新意新解的范例。

本期刊出的论文，选自2020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吕思勉研究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吕思勉与中国现代学术”研讨会。⑨严耀中的论文，受吕先生有关法制论述的启发，进而对北魏的成文法及具体的司法实践做了全面深入的论述，这又是一篇体会吕著的“深微”而写成的佳作。吕著中的“深微”，不仅包含在吕先生对史事的分析评述之中，也体现在他的史学观念、历史书写的方法里面。孙青和金方廷是两位年轻的学界新秀，孙青着眼于吕著《白话本国史》的体裁、语言、格式等修史形式，体会吕先生在撰史方式上的一些“深微”之处，论述吕先生如何在通史撰写中尝试一种新史学的书面语；金方廷则以吕著中国婚姻史的不断修订改写为线索，揭示了在不断修订、“时时改写”的同时，先生也不断地调适他的史学观念与书写方式，而其背后则是近代以来的学者在20世纪初的学术转型期应对不同著史要求而进行的多种撰著实践。

如从1923年初版的《白话本国史》算起，吕先生的著述大都书写于七十乃至百余年前，百年之后，诸多后辈学人引“吕学”为“知音”，将吕著的“深微”之处钩沉抉隐、发扬光大，这是学术传承的最佳方式，也是对吕先生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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