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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灾难具有“自然—社会”双重复合属性，这要求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必须突破传统社会科学中“文化—自然”的对立二分框架和“人类中心主义”来展开问题的探询。针对当前灾难人类学研究中的总体困境和具体分歧，应该围绕“栖居生境”的弹韧性演进营造这一灾难研究的关键问题，来讨论转向本体论的灾难人类学如何依托于地志学的方法路径获得整体融贯性的视域拓展和实用主义取向的学术关怀。

关键词：灾难研究；本体论转向；栖居生境；弹韧性营造；地志学

作者简介：张原,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 汤芸,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青藏高原东缘游牧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弹韧性营造研究”（项目编号：18BSH070）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四期

目录

一 灾难风险场景考察中的“栖居生境”

二 弹韧性演进营造中的“地势”考察

三 转向本体论的灾难研究的“实用性”

四 余论

灾难的发生警示了生活世界所面临的可持续性挑战，其肇因于潜藏在自然环境、社会机制、技术体系、文化观念中各种危害风险性因素的交汇叠合，是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激化与弹韧性(resilience)减持的结果。作为自然环境的动态演化与社会文化的变迁发展之间互动相嵌过程的一种特殊产物，灾难既是过程也是事件，是结构性与历史性地嵌入在生活世界之中的。它不仅能扰动生态的演化系统，也能改造世界的关联方式，并能形塑社会的组织形态，还能生成文化的观念体系，更能影响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依托于特定的关系网络、时空格局、意义模式和经验框架，灾难风险场景则将物质环境、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历史过程这四种生活世界构成要素之间复杂的动态交互关系，以一种经验可感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恰如奥利弗—史密斯(Anthony Oliver-Smith)等人在《人类学家为何要研究灾难》一文中所指出的，“对人类学而言，很少有像灾难这样的场景能够对这个学科形形色色的关怀及其理论综合提供如此多的机会”。可以说，灾难研究在当代已经总体性地糅合了人类学各领域分支所关注的议题，是一种具有学科整体性综合关联的研究领域。然而，受制于传统社会科学中“自然—文化”二分对立框架的视野局限，当前灾难人类学的研究仍未真正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缺乏一种整体融贯性的视野来考察灾难风险场景是如何结构性和历史性地嵌入生活世界之中，并在特定的栖居空间中被感知显现和被应对化解的。为化解当前灾难研究中出现的总体困境和具体分歧，本文将围绕“栖居生境”的弹韧性演进营造这一关键问题来论证，将当代人类学“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下兴起的“地志学”(topography)进路的“地势”研究引入到灾难风险场景的考察中，进而论证转向本体论的灾难研究在学理探讨与现实运用上的价值意义。

一、灾难风险场景考察中的“栖居生境”

全球范围内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所导致的灾难频发，对当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重大的挑战，而化解这一危机不能单靠自然环境的治理和技术手段的革新来完成，还应在社会文化的调适中去推进。由此，灾难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越发受到关注，且在人类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新旧世纪之交，随着《处于险境：自然灾害、人类的脆弱和灾难》、《愤怒的地球：人类学视角中的灾难》、《灾变与文化：灾难人类学》等一批极具启发性的文集论著的涌现，人类学的灾难研究迅速发展起来，拓展出众多的研究议题。研究议题的多样表明了灾难人类学具有领域宽泛和问题综合的特点，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认识到，灾难研究可以缩小目前人类学界在生态环境、政治经济和文化视野等议题上出现的理论立场和视野方法上的隔阂。虽然从事灾难研究的人类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论取向与各自关注的问题领域，但大多会强调，因灾难具有自然—社会(文化)的复合属性，所以需要一种整体融贯性的理论视野来就灾难研究中所涉及的自然环境、社会机制、技术体系、文化观念等多维度的问题展开综合兼容性的探讨。

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灾难研究而言，以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为方法特征的人类学更注重在特定的灾难风险场景中展开研究。如米歇尔·甘博(Michele Gamburd)所指出，灾难风险场景常将人类学者拉近到地方社会文化的最基本的元素之面前，向其呈现了一种全息性的社会情景，并将各种强化了的社会关系冲突和意义话语交集透射于一些具体的焦点事项之中。对于人类学而言，灾难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事项和独立发生的事件，而是一种具体的经验现象和系统关联的现场，故而是过程性和场景性的。基于灾难风险场景的考察，灾难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越发地关注到自然环境演化与社会文化变迁间相互嵌入互为影响的复杂互动过程，并试图在一个自然与文化交互相融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去考察诸种灾难的诱发肇因与实际影响，从而就不同人类群体如何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体系下于具体的地方场景中感知应对灾难风险的行动经验进行考察与比较。然而，作为一个较为晚近兴起的研究领域，灾难人类学受限于没有形成一种具有融贯穿透性的概念工具和方法路径，其关于灾难风险场景的考察长期陷入诸如“自然—文化”、“物质—观念”、“地方—世界”等二元论的纠缠困扰中，这极大地影响到了其研究的学理贡献和运用价值。

为摆脱这一困境，我们认为应从灾难风险场景的特性出发生成一个能够描述这一场景所具有的“文化—自然”合一的本体性存在状态的核心概念，进而拓展出一种融贯穿透性的探询视野。本文所提出的“栖居生境”概念是综合了中西方的语境含义与哲学、生态学和人类学的理论视角，通过一系列概念工具的改造、加工和重新组合而生成的。“栖居生境”的意义可对应于中文语境中的“生生之境”和英文词组中的“dwelling biotope”，指的是在特定时空领域中万物众生的生长活动境况与互动相处境界，其突显了万物所共存的世界与活动的场所在形式和性质上具有一种行动与场景、主体与客体、文化与自然的混融形态。对这种生命存在的混融状态的视域感知而生成的“栖居生境”概念，其所要拓展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路径与传统中国思想中生生之德的“性命通达”境界、海德格尔哲学中存在主义视野的“栖居”(dwelling)讨论、系统生态学中对栖息地的生物与非生物关系的“生境”(biotope)考察，以及人类学中对空间与物质性的“地理本体论”(geontology)关注是契合的，其所拓展的融贯穿透性研究视域将能有效地化解当前灾难人类学研究中出现的总体困境和具体分歧。

“栖居生境”虽类似于生态学的“社会—生态系统”概念，但其在描述灾难风险场景所具有的“文化—自然”合一的交互状态之时，还强调这一场景的构成要素、关联形式和运作逻辑要比“社会—生态系统”复杂得多。灾难风险场景呈现了一种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人—地关系”，而“栖居生境”所推进“地理本体论”视野则能够深化人类学对其理解与考察。作为生活世界中一种具有特殊警示意味的经验现象，灾难风险场景揭示了人们所置身的那个由多重能动主体和各种行动领域的交汇叠合而生成的“栖居生境”所面临的种种可持续性危机，并展现了在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的互动相嵌过程中，各种能动的势力的彼此纠缠与相互作用对整个“栖居生境”系统的脆弱性激化和弹韧性减持所产生的影响。故而要应对和化解这类经由灾难风险场景所呈现的生活世界的可持续性危机，就需要搭建起一个更具总体性和兼容性的行动关系网络，来动员吸纳存在于“栖居生境”中的各种行动者与各方能动势力去共同推进整个系统的脆弱性精准修复和弹韧性演进营造的共同事业。就像人类在应对病毒疫情时，除了考虑到与人的动员相关的社会文化机制之外，还必须关照各种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各类人工合成物和风、水、土壤等自然物，并视之为一种行动者与能动势力来进行某种协商调度。故而，在此被调动起来的“万物”是存在于天地间的复数的“实体”(entities)，包含了各种非人的有机物和各类非生物。这种广泛的动员与调度如果是有效的，其必将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因为灾难风险场景呈现了“栖居生境”系统中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卡狄娜(Marisol de la Cadena)在安第斯山原住民那里看到的基于“大地之在”(earth-being)这一本体所推行的“万物政治”(cosmopolitics)，其与建立在“文化—自然”、“主—客”等对立二分观念的现代政治不同，这里非人类的各种有机体或非生物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作为行动者具有了相应的地位和权力。所以，将具有地理本体论意味的“栖居生境”作为概念工具运用于灾难风险场景的探讨中，灾难人类学就能以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视野立场，于万物共生的世界中去感知体会到栖居空间物质性构成要素的复杂性与栖居活动能动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从而围绕着“栖居生境”弹韧性的演进营造，就灾难的诱发机理及其应对策略进行一种具有实用主义取向的考察研究。

灾难具有“自然—文化”的复合属性，这是所有学科开展灾难研究时所达成的基本共识。然而，或许是为了伸张人文社科化的灾难研究具有相当的学理正当性，人类学在实际的研究探讨中却特别地突出了灾难的社会属性，偏重从社会文化的层面来考察灾难的诱发因素及其应对机理。这就导致了灾难人类学的研究有意或无意地沾染上了较强的“人类中心主义”气息，并强化了“文化—自然”的二分对立，且在使用脆弱性与弹韧性这组灾难研究的关键概念时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偏差。在当前人类学者给出的较为权威的定义中，要么强调灾难是植根于社会结构与历史过程中的人类脆弱性(people's vulnerability)所诱发生成的，要么认为灾难是潜在的环境破坏性因素和社会脆弱性(social vulnerability)的结合。当脆弱性概念被灾难人类学前置了诸如“社会”或“人类”这类定语时，它便不再指涉社会—生态系统中的易损性，而被用来专指社会文化体系在面对灾害风险的压力冲击时所表现出的一种低下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濒于解体失序的脆弱性。接着，与之相对的弹韧性也成为了一个“属人的”概念。其指涉的是，面对灾害风险的压力冲击时一种潜藏于社会文化体系内部的能动反应机制和弹性恢复能力。更有学者强调，为获得克服危机扰动的自我恢复能力，社会倾向于从其所经历的灾害风险中学习总结经验智慧，故而弹韧性意味着地方经验智慧的习得化社会持有和创新性文化传承。如此这般地使用这组关键概念，灾难人类学在与环境决定论和技术至上论的争辩中似乎明确了自己社会人文化的研究立场，并同自然科学中的那种过于强调灾难自然属性的研究划清了界线，但却又深陷到非此即彼的“文化—自然”二分对立的窠臼中。事实上，脆弱性与弹韧性这组物理学的概念在被引入到灾难研究之时展开的是一种生态系统论的探询。尤其是受系统非平衡发展论的影响所提出的“社会—生态弹韧性”概念强调的是，社会—生态系统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互动关系中所生成获得的“演进性韧劲”(evolutionary resilience)，即整个系统在面对扰动时能产生一种持续不断地学习、创新、适应和改变的演进能力，以维系其稳定状态。由此可知，弹韧性作为一种能动应对灾难风险压力的系统恢复能力，既在自然环境中也于社会机制中被持有，更重要的是其演进性地生成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交互关系之中。因此，脆弱性辨析与弹韧性营造的问题讨论不能被局限在人类社会文化系统之中，而是要在“文化—自然”合一的“栖居生境”中去探询。

二、弹韧性演进营造中的“地势”考察

当代人类学的灾难研究正经历一个从脆弱性辨析到弹韧性营造的问题意识转型。如玛拉·贝纳杜禧(Mara Benadusi)所言，与脆弱性概念所带有消极被动性相比，弹韧性显现了人类社会在灾难风险面前的一种积极能动性，其呈现的是人们应对灾害的适应能力与遭遇灾难的幸存能力，所以当一个社会缺乏弹韧性时便是脆弱的，而当其展示了克服灾害风险性与人类脆弱性的能力时则是坚韧的。尽管这一论述带有较强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但也精准地指出了当代灾难人类学转向关注弹韧性营造的原因，即一个社会拥有的弹韧性越多，其脆弱性就越少，而在系统的非平衡状态下动态演成发展的弹韧性是化解灾难的关键。以“文化—自然”合一的整体融贯视域来推进灾难人类学这一问题意识的转型，则可将非平衡状态下“栖居生境”的演进性韧劲营造视为应对灾难风险的一个关键路径与灾难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此，灾难人类学将在获得学理进步的同时，也能为化解当今世界的可持续性发展危机提供种种实在的经验智慧和实践策略。

目前，灾难人类学中关于弹韧性演进营造的核心内容和具体路径的讨论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其中尤以文化生态学与政治经济学这两派之间的纷争最烈。受施耐德(David Schneider)关于Yap人如何化解飓风灾害的研究启发，文化生态学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在与其所处生态系统的互动过程中发展出一种适应环境和应对灾害的能力，这不仅是人类生存智慧的体现，也是社会文化得以持续演进的关键。所以文化生态学取向的弹韧性营造的探讨强调将自然灾害风险应对的地方经验智慧和本土实践策略作为社会文化体系适应改造环境的一种弹韧性表现，受认知人类学影响的“民族生态学”提出了一种从地方文化传统的“环境认知”中探询弹韧性营造的路径。然而强调从“本地的”(indigenous)环境认知经验来营造弹韧性，这不仅有创造“原始生态智慧神话”之嫌，还遮蔽了超越地方的各种社会文化关系和多重能动势力对栖居生境的弹韧性营造所发挥的作用。政治经济学派则强调，灾难的应对非为一个地方性事务，而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资源调配过程，故而弹韧性的营造受到地方的社会结构及其与国家或国际秩序的关系的先期制约。透过对灾难风险场景中社会关系网络的权力分析，政治经济学派的研究关注到了一种超地方的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格局与权力运作机制对弹韧性营造的影响。并由此主张，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社会能动适应世界体系政治关系格局的过程中所演化出的一种保持其主体性行动的能力正是弹韧性营造的核心内容。然而，政治经济学派的权力视角虽关注到了灾难风险场景中地方与世界的互动关联方式，却无法在这种权力关系结构化的历史过程中看到，人们是如何在一种地方观念逻辑中通过灾难的感知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生活境遇与政治身份诉求的。且自然环境在弹韧性营造中，也并非是受政治经济的权力逻辑所调度的一种被动背景性因素。当下，文化生态学与政治经济学这两种取向的弹韧性演进营造研究虽已纠缠在一起，但却没有实现问题视域的贯通。因为二者只是从“栖居生境”的不同层面来界定灾难风险场景，所以是片面地展开探询。如在那种偏重从本土实践策略与传统环境认知出发所展开的探询虽关注到了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的交互施为，但其视域中没有“政治”和“网络”，也忽视了地方与世界的行动关联。而那种从社会权力机制与政治关系格局出发所进行的讨论虽关注到了地方社会与世界体系的相互建构，但其视域中没有“自然”和“感知”，遮蔽了能动与结构的精神联系。这提醒我们，演进性韧劲营造的探询必须依赖一个更具穿透性的考察路径和研究视域，来总体回应与具体落实“栖居生境”中自然—文化、物质—观念、地方—世界、生态—政治、认知—本体的混融状态，从而将不同层面的问题关联在一起。

在中国，或许是受到“风水堪舆”传统的影响，混融叠合了山川形胜的自然地景与政治经济的社会地位的“地势”概念具有一种与“栖居生境”相似的总体性和演进化的特征，考察“地势”的好坏不仅影响着家园的营造、命运的兴衰、祸福的生发等问题，且实在地影响着社会行动的形塑与地貌地景的生成。在国内新近的人类学研究中，“地势”这一本土概念得到了更为社会科学化的使用。恰如朱晓阳所总结的，将中文语境中具有“地理形势”(自然)和“社会地位”(人事)之双重含义的“地势”一词延伸为一个社会科学概念时，其可指涉一种人类/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关联而形成的，对人及事(社会地位)的变迁具有影响的地理形势。由此，混融了地理形势与人事地位的“地势”问题不仅具有“总体社会事实”的特征，也是“生态政治学”的拓展。受当代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影响，“地势”研究在中国人类学界越发受到关注，随着一批富有启发性的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的作品涌现出来，“地势”考察为理解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变迁拓展出一条民族志研究的新路径。从中可看到，当代世界所经历的全球化、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的种种现代性转型过程正经由“地势”的变迁被总体性地呈现于世，并被人们以具身化(embodiment)的方式所感知体验。也正是在诸如土地的产权流转、作物的替代种植、山川的开发改造、城镇的拆迁建设等等实在的变化中，“栖居生境”的“地势”变迁成为了一种既是地方具体的也是时代总体的栖居经历。因此，人类学是可以基于一种混融叠合了自然地景形态与政治经济格局的“地势”生成方式和变迁趋势的直观体验，来深刻地把握到当今世界所发生的总体性变化和深层性问题，这对于“栖居生境”弹韧性演进营造的研究而言是极为关键的。

在将“地势”这一本土词汇延伸为一个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时，朱晓阳特别强调，“地势”研究接近于那种与涂尔干、莫斯等人所称的“社会形态学”(social morphology)相契合的“地志学”。且人们对于“地势”的理解是基于人身(body)在环境中通过体验、移动或不断测绘(mapping)而获得的一种关于“场所”(place)的知识，其所展开的是一种“主—客”交融且“文化—自然”合一的栖居视角(dwelling perspective)。可见，具有“地理本体论”取向的地志学研究是推进“地势”这一本土概念得以社会科学化运用的关键。强调社会空间与地理空间在经验上的融合，并给予人类栖居的实在空间和世界的物质性要素以特别关注的地志学具有较强的本体论取向。根据各种能动者在栖居空间中的运动来理解大地之上的生活世界是如何生成的，地志学明确了构成世界的物质性要素不仅包括物理环境，其在很大程度上更是指每个社会行动者及其身体感知和意念投射。因此，这种与“地势”考察相通的地志学不仅试图恢复生活世界中物质层面与观念层面之间的平衡，也力图综合吸纳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种种有益观点来消解“主—客”、“人—物”、“文化—自然”的种种对立二分框架，从而在“人—地关系”的探讨中获得了一种融通总体的研究视域。在哈斯特普(Kirsten Hastrup)看来，地志学意味着基于对地貌的详细描述将地理学、定居点、政治边界、法律事实、过去历史的遗迹和地名等融合进对各种特殊空间的一种综合性知识，其高明之处在于通过社会能动者寻找道路的过程，从物理意义和社会意义上认真地看待他们的运动及其开辟的道路，故而地志学转向突显了社会人类学的实用主义洞见(pragmatic enlightenment)。将地志学进路的“地势”考察引入到灾难风险场景的研究中，能帮助灾难人类学把一种融贯穿透性的视域落实于“栖居生境”系统的脆弱性精准辨析和弹韧性演进营造的探询中。

当代人类社会所面对的灾难风险场景具有明显的复合特征和时代特点，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周期肆虐的瘟疫与气象灾害，还是在具体地方突然爆发的火险与地质灾害，以及与日俱增的事故与技术灾害，其突显的脆弱性诱发框架与弹韧性演进机制正是全球化进程与现代化转型中的一种结构性与过程性的产物，展现了当今世界“栖居生境”的具体性交互格局和总体性演化趋势。而地志学进路的“地势”考察能有效地还原和处理生活世界中那种复杂的交互融贯性，其不仅避免了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复杂的互动嵌入过程化约为一个工具性和功能化的适应问题，也让那些被政治经济的权力格局所遮蔽的地方生活的经验图景得以浮现，更突显了“地势”考察这种沉浸式参与的实践活动在“栖居生境”的演进性韧劲营造中的关键地位。从而让我们认识到，所谓的自然地理形胜的生成其实是被文化认知所结构化了的一种嵌入在人类的社会经验与历史进程中的“地势”实践要素，所谓的政治经济形势的演成则与特定的地貌形态与地景形胜的“地势”改造相关，而弹韧性演进营造实为一种如何依据“栖居生境”的形势变化而获得可持续发展可能的“地势”测绘考察的实践。如此灾难人类学将能够基于对具体的“栖居生境”的生成条件、运动轨迹和习性特征的探询，为其所研究的地方拓出一条演进性韧劲的营造之道，进而为应对当今世界的可持续性危机找到一些化解之法。

三、转向本体论的灾难研究的“实用性”

将“栖居生境”的弹韧性演进营造作为关键问题，并以地志学进路的“地势”考察为主要方法，灾难研究就能与当下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产生关联契合之时，在理论方法的拓展上获得更多的可能，并彰显出哈斯特普所言的那种人类学的“实用主义启示”。或者说，这种转向本体论的灾难研究将延续并扩展现代人类学关于生命历程、开创性行动和非常事件如何创造历史的现实关注，从而去呈现那种“在实践中创造理解”的人类学智慧。

在一定程度上，当下人类学出现的“本体论转向”是与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相关的。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生态危机的加剧使得人类学出现了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来推进政治、经济、科技等诸多行动领域的“生态化”(ecologizing)的主张，并越发重视对人(社会)与自然交互共融关系的探讨。在一系列颇具影响的作品中，拉图尔(Bruno Latour)通过重新检视“自然”、“科学”与“政治”的界定方式和领域内涵，及其相互间的纠缠贯通关系，强调了应以一种彻底摆脱了“自然—社会(文化)”二分框架的综合融通的理论视角和行动策略来化解生态危机对当今世界可持续性发展的挑战。进而提出“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在“自然政治”(naturpolitik)所更新的公共生活中去构建组织一种“集体”(colletive)，实现人类与非人类之间更加平等与融通的集合动员，从而共同推进建立一种美好的“共同世界”(cosmos)的探索。基于生成世界的各种能动势力间关系格局的对称性(symmetrical)特征，拉图尔还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来达成一种多重行动者在相互施为中的共同存在模式。并倡导一个真正具有“现代风格”的人类学应通过对“多种存在模式”(modes of existence)的探询使得任何一种存在模式的拥护者都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真实的，且能为自己的价值立场发声。而借助于一个人与各种生物交涉或为它们说话的过程，人类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载体就能获得在多元宇宙(pluriverse)间穿梭的能力，成就一番宇宙“外交”(diplomacy)事业来促成人类承认和尊重多样的实在模式或本体形式，意识到“我们”的共存取决于在紧急关头能为各种存在模式保留空间，而这将有助于这个世界去找到一条建设共存模式的可能路径，使得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能动主体能“栖居在同一个家园之中”(dwell together in a common oikos)。作为“本体论转向”的关键策发人之一，拉图尔的这些理论主张赋予了灾难人类学的“栖居生境”弹韧性演进营造研究更深刻的学理旨趣和现实关怀。栖居生境恰是一种具有政治生态学意味的“集体”和本体论意味的“复数存在模式”，对“栖居生境”弹韧性演进营造的探询则是在尊重多样的本体实在形式的基础上展开的一项多元宇宙间的“翻译”工作与“外交”事业。这将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人在世界的存在”的多样性，进而去重新调整人与万物众生的关系，为包括了万物的“我们”在这“休戚与共”的世界中构建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共生伦理和更富行动力的交互政治。由此，转向本体论的灾难研究也就获得了研究视域与问题关怀的实用性，其最终是在探索一种建设共存模式的可能路径。

当代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对“物质性”(materiality)和“实践”的强烈关注，促成研究者摆脱语言和象征的局限去更为切实地感知和探讨生活世界的“实在”(reality)与“生成”(becoming)。针对二战之后人类学的语言学转向，尤其是对1980年代以美国为大本营的文化人类学所出现的理论视野的文学转向与民族志研究的知识论转向，以欧洲为大本营的社会人类学恢复了对世界物质性的关注，并以一种“反表征主义”的立场去回应和反思了当代人类学所谓的“表述危机”。在此背景下展开的民族志研究强调的是通过一种沉浸式参与的实践，弥合观念象征(词)与实在事物(物)之间的裂痕，跨越认识论与本体论之间的鸿沟。如科恩(Eduardo Kohn)所强调的，因为人类与万物所共处的实在世界并非语言意义上的表征性存有，而是交际性(communicative)的实在，所以重新调试人类学与语言关系的最佳路径是展开那种关注人类与众多非人类生物在世界中如何进行互动交流的民族志研究。在此背景下，基于“人—地关系”来讨论生活世界的物质性与交互性的实在生成，这促成了人类学田野工作和民族志研究的“地志学转向”。在哈斯特普看来，此种转向的理论倾向是实用主义的，其在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之后仍试图去推进某种普适性理解的可能。关注人在大地之上的栖居，地志学研究也吸纳了现象学对感知和意念的还原关注，因而强调的是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社会空间与地理空间、世界的认知与生活的世界(living the world)在实践经验上的融合。也如温迪·詹姆斯(Wendy James)指出的那样，由于人们总是生存于地表之上，并受到地貌、地形和土地肥沃程度的影响，这就给人类生活划定了一个基本界限，这不仅是人们的种种实用性活动，也包括人们对于差异化空间的系统特性的概念化理解与对各种空间的适应。由此，地志学贴切地表达了与“地势”和“栖居生境”这些概念所意涵的“人—地关系”的那种交际性混融状态。

地志学进路的“地势”考察还有助于学者在开展灾难风险场景的民族志研究时，获得一种颇为关键的“栖居视角”。英戈尔德(Tim Ingold)认为，“栖居”(dwelling)意味着一种“能动者—在—环境中”(agent-in-environment)的存在方式，而人与其他有机生命作为能动者在环境或生活世界中的“沉浸”则是这一存在的必要条件。所以有别于西方社会科学中那种带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营作视角”(building perspective)，栖居视角不仅突破了“自然—文化”对立二分的认知框架，还具有“具身化”的特征。以栖居视角来审视世界是如何持续性地浸入居民的周遭的，就可理解构成世界的各种要素是如何统合进人们生命活动的规则性模式而获得的意义。对于灾难人类学而言，以沉浸式的栖居视角来感知人与其周遭的环境和物的相互演成和嵌入贯通，有益于研究者把握到具体栖居生境的生成演化过程及其各种构成要素间的交互关系，以及系统中彼此纠缠的各种能动势力在特定栖居空间中的运动轨迹，进而真切地认识到特定灾难的生成肇因与影响结果。作为一种与人们对于环境的亲身体验和实践掌控密切相关的空间感知，栖居视角的地志学不仅强调“身”(body)即为认识主体，还强调运动(movement)和体验的过程(paradigm of embodiment)，其不是抽象表征性的绘图法(cartography)或地图绘制(map-making)，而是对栖居场所的具体物质性的测绘(mapping)，获得它将有益于外来研究者理解当地人视角中的“地势”。显而易见，灾难人类学研究尤其需要这种具身化的“地势”测绘感知，其能以一种“感同身受”的方式让学者对研究点的灾难风险场景产生更加精准实用的体认。

在转向本体论的灾难研究中，栖居地不再被视为人类活动的空间场景(setting)，而是被当作各种主体互动关联和各种要素互渗叠合的地方场所(place)，处在其中的人与物之间则充满了多维度的混融、交感和互渗的能动交互关系。而对“交互能动性”(interagentivity)的关注，正是本体论人类学在多种存在模式的探询中构建“共同世界”的重要路径。由此，本体论的灾难研究的实用性还表现在对栖居生境中的各种“运动”，及其能动者的关系网络和行动路线(routes)的关注，促成了研究者以更为本体性、物质性和具身化的方式去看待“交互能动性”的家园营造过程。恰如朱晓阳所言，“家园”常被文化持有者用来描述其“人身”栖居的生境(niche)，是“人身”与栖居之所的相互“长入”，故而“家园”是演成(enactment)的，是经历，亦是一种“地势”。可见，具有“本体”意义的家园呈现了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叠加贯通，这种身心相融的状态指向了人类行动与生存环境间的交互能动性。而无论是平常的家园营造，还是灾后的家园重建，这里的“人—地关系”不仅为一种物质性的相互长入，还有一种精神性的依恋演成。因为，正是在家园营造的“地势”经历中，人们会将特定的价值意义与情感态度投放到其所置身的栖居生境中，而栖居生境中的某些地景地标和方物特产也会激发出特定的地方记忆与身体感受。这不仅突显了家园营造过程中物质性的韧劲生成，也会演成一种充满韧性的价值情感与精神力量。这种基于“交互能动性”而生成的人们对栖居地的情感依恋是家园营造的一个关键内容，对于具体地方栖居生境的弹韧性演成而言极其重要。经由“交互能动性”生成的物质性实践和精神性能动是体现家园营造的栖居选址、风险规避、出路探询、路线规划、规范生成、意义构建和情感激发等诸多现实“运动”中的，由此栖居生境的各种行动主体与各方能动势力将被集合起来，构筑起一个主体多重的行动者网络。这就要求进入田野中的人类学者学会以沉浸式的栖居视角来感知理解当地的家园营造中交互能动性的“地势”运动模式，如此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就能基于典型性的灾难风险场景与典范性的禳灾实践经验的民族志考察，依据特定栖居生境的存在模式的体验感知和行动规则的测绘探询，来展开更加实用精准的脆弱性辨析与弹韧性营造的探讨。

四、余论

转向本体论的灾难研究面向的是实在的生活世界，而面对今天全球范围内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和灾难风险，人类学需要深化自己在这个充满主体交互性的世界中的行动参与性，于一个多重能动者构成的关系网络中，去推进灾难研究的学理意义和现实价值。因此，我们主张应基于灾难风险场景的田野民族志研究，以地志学进路的“地势”考察为主要方法，来就“栖居生境”的弹韧性演进营造这一关键问题展开探询，从而彰显出灾难人类学的实用主义启示。

人类学灾难研究所获得的实用主义启示是从田野工作中来的，并依靠民族志得以呈现总结和转述表达，而转向本体论的灾难人类学所开展的灾难风险场景的考察，将会深化我们对田野工作和民族志研究的理解。在“主—客二分”的框架下，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研究有太长的时间陷入在诸如主观建构与客观记录、人文阐释与科学分析、主位感知与客位观察、地方视角与全球视野等一系列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纷争牵扯之中。恰如特纳(Victor Turner)所感叹的，“在历史上，灾难与危机的意念往往与‘即时的交融’联系在一起，这实在是一个奇特的现象”。灾难作为一种“阈限”(liminality)，其生成的灾难风险场景呈现的是一种“交融”(communitas)状态，并让多重的行动者交融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本质上的我们”，这也就让人类学有了一个契机去反思人们在结构化生活世界时所造成的种种关系分裂与感知遮蔽。因此，灾难研究的田野民族志研究就是要对灾难风险场景所呈现的这种“交融状态中的我们”进行考察，这将不再只是一种对“共同世界”进行描述与分析的研究工作，而是一种在场的参与和感知的实践经历。正是在这样一种沉浸式的参与行动中，灾难人类学与现实世界产生了更加融贯且广泛的关系连接，获得了一种实用主义感知洞见。也如乌尔里希·贝克(Ultich Beck)所强调的，在现代社会中，灾难风险场景往往展现了社会关系的一种“延展的关联”框架。在考察灾难时，人类学家是很难“置身世外”的，其要么是主动地进入，要么是被动地卷入于灾难所延展的关系格局中。这也就突显了那种通过关系创造知识的人类学特征，因为田野工作本身就是由丰富的社会关系所构成，它指向了一种独特的关于感知(perception)的民族志模式。而以地志学进路的“地势”考察所推进的“栖居生境”弹韧性演进营造的探询，是通过沉浸式的参与行动来认识多种主体和各方势力在行动关系网络中的“交互能动性”，从而感知那种于共同世界中相互交错的运动所演化生成的命运。在我们看来，这种田野民族志实践，将为生活世界可持续性的探讨拓展出一个全新的行动领域。

本文最后要强调的是，转向本体论的灾难研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彻底摒弃，对于当代世界而言是尤为关键的一种实用主义洞见。今天，随着人类影响和改造自然的社会活动与技术力量的日益强大，人类活动似乎已与地质运动一样具有了深刻改变自然生态环境的威力，而人类施为能力的突显也正推进着一个将人类(anthropos)置于世界中央的“人类纪”(Anthropocene)的到来。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指出，所谓的人类纪也是一种“熵纪”(Entropocene)，其在将所有价值不可持续地均化拉平过程中，彻底地实现了一种虚无主义，而世界在人化的过程中也在熵化。如果没有一种逆向运动的话，世界终将陷入到不可持续的危机之中。以地志学进路的“地势”考察来展开的“栖居生境”弹韧性演进营造的探询，实为一种逆熵性(negentropic)的实践运动。它将各种非人的生灵和物作为“栖居生境”生成的关键行动者和能动势力方来关注到它们的栖居习性和运动轨迹对整个系统的能动作用与价值意义，并以一种多元宇宙间复数存在模式的翻译者和外交官的姿态来进行“栖居生境”的地势测绘，这为包括了万物的“我们”在这“休戚与共”的世界中，去探询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共生伦理和更富行动力的交互政治，来化解当今世界的可持续性危机将是具有重大启示意义的。

●往期回顾 ●

易成栋 , 夏西 , 郑亮 | 全面的住房改革能促进住房平等吗？——来自贵阳市自然实验的证据

严荣 | 住房租赁体系:价值要素与“三元困境”

段芳 , 崔光灿 | 公共住房居住融合与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研究——基于上海市廉租住房项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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