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蒙古横扫诸国，派出的使者却老被斩？

蒙古使臣的噩运，大约是从公元1218年开始的。这一年，成吉思汗派出一个使团前往花剌子模（在今中亚），希望通过谈判与花剌子模建立和平的商业关系，商人能够“在那儿作生意，收购奇珍异宝”。按照当时的惯例，这个使团也兼有商团的功能。谁知，蒙古使团/商队携带的大量财富，令花剌子模国的讹答剌（今锡尔河右岸阿雷斯河出口处不远）守将亦纳勒术分外眼红，他竟夺取了商人们的货物并将其杀害。整个使团只有一个人逃了出来，把同伴的遭遇告诉了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虽然悲愤已极，但仍然克制了自己，而是再次派出了三位使臣去向花剌子模统治者摩诃末提出抗议，并要求交出亦纳勒术。然而，亦纳勒术是权势极大的摩柯末母亲的侄子，因此摩柯末没有也不可能答应成吉思汗惩治凶手的要求。不仅如此，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死了一位蒙古使臣，又剃去了另两位使者的胡须以示羞辱。

“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蒙古使节的“悲情史”就此开始了。

1222年冬，蒙古军队追逐败逃的钦察人（一个突厥语部落，分布于里海和黑海北岸、高加索山脉以北、伏尔加河下游的平原上）来到位于东欧的罗斯，并派出了由十人组成的外交使团来商议有关劝对方投降或联合的事宜。蒙古使节对罗斯人说：“我们对罗斯没有丝毫的恶意，从来不曾侵犯过你们的领土。我们只是为了追讨抗命的钦察人。据说他们是罗斯人世世代代的宿敌。因此，你们应该同我们联合起来报仇雪恨。这样，既可以除掉宿敌，又可以获得财产，一箭双雕。”然而，罗斯人随后傲慢地处死了所有的蒙古使者，并与钦察人联合起来对抗蒙古军队。

蒙古军队行军模拟。来源/《帝国时代4》截图

而在东方，蒙古使节似乎也不怎么受待见。1232年，蒙古军在三峰山之战歼灭金军主力，进围开封。金哀宗完颜守绪只好乞和。蒙古大将速不台表示同意，退到郑州（河南郑县），派遣使节唐庆到开封谈判，唐庆坚持必须金帝亲自前往蒙古军营跟速不台当面会谈，被金方面拒绝。唐庆言辞激烈，金的禁卫军（飞虎卒）看见皇帝受到如此屈辱，不胜羞愤，竟把唐庆和他率领的蒙古使节团全部杀掉了。

金最后为蒙古与南宋联兵攻灭，但死在这个短暂“盟友”手里的蒙古使节倒有好几个。成吉思汗在世时，就提出过借道南宋攻金的战术。他去世后，大汗窝阔台派弟弟拖雷统兵向南宋借道。1231年，蒙古遣使者速不罕等人至宋境索粮二十万斛，并要求五日内先取若干。就在速不罕等人因“索粮”之事而留驻宋境兴赵原（今陕西凤县东北）时，蒙古将领已在宋境内“纵骑焚掠，出没自如”了。这年阴历十月，还是这个速不罕拥军至青野原（今陕西略阳县北），正式向南宋提出假道要求。结果，早已对掳掠成性的蒙古军队大为不满的南宋守将张宣，干脆让部将冯择伪降。速不罕虑不及此，随即送了性命。

金、南宋时期全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甚至到了南宋临安（今杭州）朝廷寿命的几乎最后一刻，还是有两位蒙古（元）使节死于非命。当蒙古使节廉希贤一行前往临安谈判，走到独松关（浙江安吉境）时，却被南宋守将袭杀。这已经使事态恶化，宋廷在惊恐中，急再派第二次特使，到已经陷落了的建康（今南京），向元军统帅伯颜解释误会，保证严惩那个守将。伯颜于是派出第二次使节张羽，走到平江（今苏州），结果又被另一位宋将杀掉了。

差不多在此同时，元世祖忽必烈又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出使日本，要求镰仓幕府降伏。结果，他们刚一上岸，就被日本方面当作犯人逮捕，押至镰仓。幕府的执政者北条时宗也不客气，下令将元朝使节团全部处决。杜世忠虽是蒙古人，汉学素养倒是颇深，临刑之时还做了一首诗：“出门妻子赠寒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来时傥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

日本影视剧中的忽必烈。来源/大河剧《北条时宗》截图

十三世纪的蒙古使节境遇大抵如此。但俗话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为什么偏偏在强大的蒙古人身上，这句话失效的频率如此之高呢？这大概要分好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叫“斩使立威”。比如罗斯人与蒙古人可谓素不相识，为什么要一口气斩杀十位使节呢？原因在于，当时的钦察酋长忽滩汗就是加利奇公国统治者姆斯季斯拉夫·姆斯季斯拉维奇的岳丈，他在信里告诉女婿：“今天鞑靼人夺走了我们的土地，明天就来夺你们的土地。”姆斯季斯拉夫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但也清楚自己的实力，知道单凭自己一个小小的公国很难抵御蒙古大军的金戈铁马，于是向罗斯各公国王公修书建议共同抵御鞑靼蒙古的侵略。他在信中恳切地说：“弟兄们，如果我们不去帮助波洛夫齐人，那么他们就会隶属于蒙古人，蒙古人的势力就会更加无法抵挡。”罗斯大公们察觉到蒙古人所说的“我们对罗斯没有丝毫的恶意，从来不曾侵犯过你们的领土。我们只是为了追讨抗命的钦察人”只是为了挑拨离间——因为此前不久，蒙古人也对钦察人说过：“我们和你们是同一血统（突厥-蒙古）的人、出自同一氏族，而阿兰人是我们的异己。让我们缔结互不侵犯的协定吧！你们想要金子、衣服，我们给你们，你们将阿兰人（奥赛梯人）给我们留下吧。”杀死使节，就是为了告诉蒙古人，分化瓦解此路不通。

日本镰仓幕府也是类似的情况。在杜世忠出使之前，蒙古已经发动了第一次征日战役（1274），结果无功而返。为防御元军再次来袭，幕府执权北条时宗大力加强备战，增加日本西部的防御兵力，并费时5年，在博多湾沿岸西起今津，东至箱峙10余公里的地带，修筑了一条高约6尺，厚约1丈的石坝（“元寇防垒”）。北条时宗悍然杀死元使，就是为了向元廷宣告，自己绝不屈服。

第二种情况就没有这么大义凛然了，蒙古使节纯粹遭遇了“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命运。金宋在国祚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杀死蒙古使节，并非为了表明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是朝廷中枢失控的结果。在这方面，宋廷两杀元使就非常典型。诚然，元使使宋，就其目的而言，并非真正为了罢兵通好，但宋人两度误杀元使，却使南宋在元军南下临安之前的求和努力彻底失败。故而元人陶宗仪叹道：“嗟夫，宋之亡也！非有桀纣之恶，特以始之以拘留使者肇天兵之兴，终之以误杀使者激世皇之怒耳。藉使独松之使不死，宋之存亡未可知。”

第三种情况，就是纯粹的无妄之灾了。成吉思汗一开始只是对与花剌子模通商感兴趣，故而才会派出那个庞大的使团兼商队出使，向摩柯末表达了建立两国间商道的意愿，希望双方能共同维护好各自境内道路的安全，以保证东西贸易的畅通无阻。沙俄著名史学家巴托尔德断言：“没有根据怀疑这些话的真诚，那时候成吉思汗不见得就想统治全世界。”怎奈亦纳勒术见钱眼开起了贪念，遂让蒙古使节沦为刀下冤魂了。

另一方面，在刚刚摆脱部落纷争的13世纪的蒙古人眼里，其实外交关系只有两种，要么臣服，要么敌对。比如大蒙古国的第三代大汗贵由，就曾致书天主教教廷，要求教皇“应立即前来为我们服役并侍奉我们！那我将承认你的降服”。信里的最后一段话则是：“如果你不遵守长生天的命令，如果你不理睬我的命令，我将视你为我的敌人。同样地，我将使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不遵照我的命令行事，其后果只有长生天知道。”

基于这种心态，蒙古使节自己的行径其实也有取祸之道。比如速不罕提出借道南宋的要求后，根本不待对方答应，蒙古军就默认南宋成为藩属，横行无忌了。宋人稍有抵抗，便遭遇屠城厄运。在蒙古人看来，“师压君境，势不徒还，谓君不得不吾假也”。这实际上乃是以强大武力为后盾而施行的武力讹诈，速不罕只是做了这种“霸道”政策的替死鬼罢了。

当然了，人死不能白死，何况一国使臣。杀害使节被蒙古人视为最大的挑衅，肇事者往往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就拿因贪财生事的亦纳勒术来说，成吉思汗发动西征之后，他立即成为蒙古人的头号目标。1219年9月，蒙古人开始进攻讹答刺城，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察合台和窝阔台带兵围攻讹答刺达五个月之久。因为在此之前摩诃末曾拨给亦纳勒术五万人，同时又派另外一万人援助，而城堡、外垒和城墙都已加固，各种军用、生活物资也准备完毕，这就使得这场战役十分艰苦。但蒙古人丝毫没有退兵的念头。在攻下外堡后，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亦纳勒术知道自己没有退路，拒绝投降，继续在内堡进行抵抗。最终寡不敌众被擒，蒙古人用熔化的银水，灌进了他耳朵和口腔，表示对贪财者的惩罚，为被杀害的使节报了仇。

至于金、宋，杀害蒙古来使本就是绝望之际的挣扎，自然无补于国祚。而罗斯大公们尽管明智地选择与钦察人携手对抗陌生的蒙古人，结果却完全不是蒙古人的对手——尽管他们的兵力是对方的3倍。罗斯军队中了蒙古军的诱敌之计，不分昼夜地追赶蒙古军，在连续12天的追击之后，终于在流入亚速海的卡尔卡（Kalka）河附近“赶上”了蒙古人。1223年5月底，落入陷阱的罗斯军队宣告全军覆没，6个公爵、70个贵族阵亡，主帅基辅大公姆斯季斯拉夫·罗曼诺维奇成为蒙古人的俘虏。《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记述：“无数的人被杀死了，哀号悲泣之声遍及城乡各处。”自从大约一千年前“民族大迁徙”期间匈奴人攻击欧洲以来，这是亚洲武力第一次入侵欧洲，并彻底歼灭了一支人数众多的欧洲军队。战役结束后，蒙古军连续好几天举行大规模的酒宴来庆祝胜利。被俘虏的基辅大公和他的两个女婿成为宴会“荣幸的客人”。蒙古人用毡制的毛毯将三人裹住，以符合三人的高级贵族身份，把他们塞进帐中的地板之下，然后蒙古人整夜在地板上喝酒唱歌，慢慢地、残酷地将他们压死。显然，让罗斯人知道这是对他们杀死蒙古使节的严厉惩罚，这对蒙古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肇事者”都得到了惩罚，譬如北条时宗。1281年，忽必烈集结了14万大军东征日本。这是东亚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渡海军事行动。但这场本应成为史诗的战役，最后以一种啼笑皆非的方式结束了。夏天，九州外海刮起台风。这场“神风”持续了整整四天。元军的“连环战舰”在“波如山”一般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艨艟数千艘，为风涛洲石所碎”，住在兵船上的士卒也因此大量溺毙。死亡士卒的尸体随潮流入港湾，港湾为之塞堵。等到风暴稍停，“兵不血刃，而靡蒙古数十万”，博多湾一带日本防军得知元军遭受台风袭击而致全军溃灭的消息之后，立即集结成军，海陆并进前往扫荡残存的元军。劫后余生的元军士气低落，在日军攻击下或死或降，全军覆没。最后，14万大军最后能够回到大陆的不过五分之一，是年为日本弘安四年，故而日本称之为“弘安之役”。结果，不光当事人北条时宗，历代日本人都很是为这场意外的胜利得意了好几百年。19世纪末，永井建子写了一首名为“元寇”的军歌，吹嘘什么面对蒙古“十万余骑”，“国难当头，我镰仓男儿毫无惧色”。21世纪初，日本放送协会还拍摄了一部以北条时宗为主人公的“大河剧”，剧中那位蒙古使臣杜世忠便是一幅无可奈何的模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成为那个时代最倒霉的蒙古使节之一：非但死得冤枉，还没人替自己报仇。

参考文献：

胡昭曦：《宋蒙（元）关系史》。

倪健中等：《风暴帝国》。

国历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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