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通过逐页整理档案和驻村深度观察，

此前，深圳特区报推出的“从乡村振兴见证中国奇迹”系列书籍也推荐了该书。认为该书内容涉及的时间跨度逾70年，通过档案资料和访谈揭示了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村庄运行的大量细节，并初步解释了国家政策思想与村庄行为之间的对应性。

我们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只有获得并且维护完整的“资源主权”，才能据此形成经济主权，才能有效充实和维护国家的政治主权。对于村庄这样的微 观主体，只有拥有地缘关系为边界的、较完整的“资源权益”，才能在较大程 度上维持村庄在地化的“三生”与“三治”，进而形成“内部化处理外部性” 的制度空间，使村庄得以成为国家整体稳定和维护综合安全的微观基础。

当 21 世纪中国向生态文明转型时，乡村的资源权益就成为“深改”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问题是，城市长期占有乡村剩余已经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 且渗透于方方面面的制度和话语中，中国如何才能改除这一路径依赖，实现向 新型城乡融合关系的转型？

在以生态文明战略为主导的新时代，乡村资源要素的定价和增值收益的分 配问题成为体现村庄自我发展权的重要内容。

我们看到，战旗村对村内资源不是通过一次性契约进行长期流转“以稳定 投资者预期”，而是不断通过“龙虾两吃”，对价值显化的资源及时进行重新定价，拓展村内资源权益，所获得的收益成为新型集体经济的重要来源。启示 的普遍意义在于，明确了其他村庄要想学战旗，首先要拥有获取完整的资源权益的“制度空间”，这恐怕是一个绕不开的必要条件，也是战旗经验能否被复制的关键外部约束。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农村，因此我们对制度供给侧改革寄予厚望，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主动响应国家重大战略方向的调整，从农村实 际情况和农民需求出发，让农民切实拥有自己的自主发展权。

乡村振兴的主体，毫无疑问是农民，这是中央文件精神多年一贯强调的。实地调研表明，这个主体地位需要“斗争”来获得，而不是自发实现或者“被赋予”；斗争的主体是“农民集体”，而不是单独的个体或者家户；其斗争之所以伟大，在于生活在村落的农民集体与村落的生态资源，是以村社地缘边界为产权边界的，这一制度特点成为乡村“在地化”发展的内生性条件，故乡村振兴促进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所体现的农民集体利益，与应对全球化挑战、确保综合安全的国家利益高度一致。因此，农民集体的伟大斗争内在地具有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据此，本书关于战旗村经验的客观分析，也就有了记录中国农民获取自主发展权的伟大斗争的重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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