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故乡与乡土书写】潘家恩：“看见”故乡与面向未来的乡土书写

《天涯》杂志原编者按：

乡土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学里，最有成就、最有活力，同时也面临最多的挑战。快速的城镇化让农民进城的步伐加快，不少人喊出中国乡土写作已死或者正走向死亡的路上。可以看到，这些年关于城市的书写确实越来越丰富，中国人对新的生活方式的感知、拥抱、书写，也日益丰富着我们的视野。但同时，乡村也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这个过程并非转瞬即逝，而是十分漫长。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现而不是漠视、如何书写而不是放弃，则给很多关注乡土的作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就是说，乡村、乡土在很长时间内，仍旧是中国的现实，而直面这种现实，展开一种新时代下新的乡村书写，仍旧是富有生命力的。因此，本刊邀请韩少功、蒋好书、潘家恩三位不同领域的专家，从各自角度切入，谈谈他们对当前乡村书写的深入思考，以期引起更广泛的讨论。

“看见”故乡与面向未来的乡土书写

潘家恩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和实践者们的大力支持与精彩分享！很荣幸能代表工作坊会务组在这里做个小小的总结。工作坊内容十分多元和丰富，实在难以归纳，我个人认为有个十分重要的关键词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理解——“看见”，它不同于“看到”，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看到”很多东西，但我们却对同样多甚至更多的东西“视而不见”，如何真正“看见”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在这个村子里举办的工作坊中，一方面，我们让不同人群互相“看见”，他们既是研究者和实践者，也是爱文学的人们和爱故乡的人们；另一方面，我们通过跨界参与，让不同领域互相“看见”，这里不仅有文学和乡村，还有历史、教育和自然。我们既努力去“看见”文学的根，还希望能“看见”更远的源头和更深更广的社会土壤所在。

“看见”故乡，也即重新发现故乡，并开启一种面对未来的乡土书写。作为“爱故乡”计划的实践者和乡村建设的研究者，下面我谈三点观察和思考。

现实困境与突围之中的乡土书写

在工作坊的主旨演讲中，武汉大学的昌切老师提到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乡》，里面有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少年闰土”形象，如果说“中年闰土”一声“老爷”让我们都感受着共同的悲凉，那么“少年闰土”却给我们完全不同的印象，健康、活泼、会好多城里少年羡慕不已的生活技能或乡土娱乐，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村里人真会玩”。然而，今天的“少年闰土”怎样了？就在我们这个工作坊举办地点，韩少功老师2010年写过一篇很短的散文《山里少年》，里面谈到他对“邻家少年”的近距离观察：“如果你在这里看见面色苍白、目光呆滞、怪癖不群的青年，如果你看到他们衣冠楚楚从不出现在田边地头，你就大致可以猜出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中专、大专、本科毕业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耗费了家人大量钱财，包括金榜题名时热热闹闹的大摆宴席，但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正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自我心理压力，过着受刑一般的日子，但他们苦着一张脸，不知道如何逃离这种困境，似乎从没有想到跟着父辈下地干活正是突围的出路，正是读书人自救和人间正道。他们因为受过更多教育，所以必须守住自己的衣冠楚楚的怀才不遇。”

第一次看到这段文字，我很震动，从“少年闰土”到“山里少年”，似乎提醒着我们当前乡村的深刻困境。我把这种思考和忧虑带到了重庆大学的课堂上，每次我都要让同学们想想，现在村里的“少年闰土们”怎么样了？他们在哪里？几年前同学们常告诉我，他们多在游戏机厅和网吧里。最新答案是，在“王者荣耀”里……

除了和城里少年一样在网络文学和流行节目里追捧“小鲜肉”，乡村少年在他们人生最重要的成长阶段，他们还能触碰到什么，又在渴盼着什么？当个人与家庭、与土地、与村庄本来浑然一体的深刻联系被斩断，当已经无需敬畏自然、天地和祖先时，乡村社会中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和各种耸人听闻的“留守悲剧”就不再不可思议。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为何我们的乡村教育越来越无力（实际上不止今天）？为何我们只能成为别人和他人？虽然我们也接触并接受着大量知识，然而它们并没有让我们获得对故乡的认同，同时还进一步排斥并遮蔽那些在地化的，来自自然、生活和生命的另一种知识，或者让我们觉得格格不入。

其实，我们身边也充斥着不少以“乡土”为名义的书写，但仍然无法让我们建立起对乡土和故乡最重要的自尊与自觉、自信和自豪。看起来是教育问题，同时也是文化问题，还是真正有生命力文学缺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什么东西可以更好地滋养乡里少年的精神世界呢？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乡愁的土壤是乡衰和城困，既然今天的乡村和城市都面对着困境，乡土书写自然也就在现实困境之中，但却同时也在不断寻求着突破。

比如，因为教育的离乡与弃农，就有了乡土教材与自然笔记，当然那不是一般的课本或读物，其携带着更多的资源、方法与视野，是一种文化自觉与教育反思的尝试。当然，其在推进过程所遇到的可能困难也就不仅是自身的困难，而是当某种“子不嫌母丑”的自尊文化在“笑贫不笑娼”的势力文化刺激下日益瓦解，如何不再自暴自弃，如何反思且有所改变的困难。

如果说乡土文学和乡土教材是从现实的角度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那么村史乡志则是从历史的角度给予的一则启示，让我们对过去多一份尊重，对当下多一层担当，对未来多一种期待。

我们都说乡土社会曾经是熟人社会，然而想想，似乎今天我们连“熟人家庭”都显得奢侈？不仅打工让我们的家庭难以整全，智能手机正在分割着我们有限的重聚时间。手机本无错，关键在何用？在这样的新时代里，我们无需过于纠结，既然我们已经很难告别手机，那就如何另辟蹊径，让手机真正握在我们这些爱乡人自己的手里，让我们不再做故乡的陌生人，让移动互联网同样可以成为散落天涯海角的“爱乡之网”与“归乡之网”。

因此，我们的各种村史实践，就不是一个静态的闭门造车，更不是一个人的“悲壮”书写，而是一次难得的群体重聚与社区重建，一种民众话语对精英话语的挑战与稀释；它不应是笔墨时代的另一种“抽屉写作”，而是一份“互联网＋”时代带有故乡芬芳与话酒桑麻的惬意邀请。

然而，各种突围无疑是艰难的，也是孤独的，很难有主流社会的鲜花和掌声。但也正是无数实践者数十年的坚持、坚韧和坚守，为离乡太久的我们留下一条回家的路。

城乡互动与发现故乡视野下的乡土书写

也许“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可持续的乡村，才可能让城市更健康。

这种突围的参与者，既包括越来越多的“在城农二代”和关注乡土的“城市原住民”，也包括和在座各位一样，本身就身在乡土的无数“在乡人”——城市化可能掐走了草尖，但同样多的草根留在了土壤里，坚韧、不悲情地和大地融在一起。之所以需要这种“里应外合”，因为今天乡土的困境本来就不是乡村自身造成的，“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才是当前我们更为真实的困境。

在外出务工普遍发生，硬件设施基本完成且都市文化全面覆盖的现实下，所谓“城乡脱钩”其实是某种自欺欺人或掩耳盗铃。可以说，只有换成城乡互动的整体视野，才能让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当下困境并获得突破，也只有以更大的胸怀，把城市作为乡村的延伸，同样给那些在城市居住的人们提供一个关注乡村的契机和过上更加多元生活的选择，才可能获得激活古老土地活力的更大力量。

可以说，无论是在城市郊区进行持续努力的北京工友之家皮村文学小组，或是近年来利用“乡愁热”而对社会公众“见招拆招”的宣传教育，还是我们爱故乡在城乡之间，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搭建起的桥梁平台，其实都是在整体性的城乡视野下，推动从“返乡书写”到“书写返乡”，进而让资源回流故乡的努力。

然而，我们不仅要承认从乡土中国转变为城乡中国的基本现实，也要看到其中可能更加直白的都市优先导向与精英立场。因此，需要进一步以“发现故乡”为视野，主动出击，重估乡村更为多样的价值，克服因问题化“乡村”所引发的大小偏见，警惕以乡村为名义的新消费，只有如此才能创造出更有生命力的“乡土书写”。

发现故乡可以很宽泛，不仅包括发现故乡的自然景观之美，还包括社会人文生态等角度的美。除发现被遮蔽的美本身，也包括揭示其所面对的遮蔽力量，以使“美”为更多人认同成为可能。发现故乡也可以很具体，它既可以是远方的家乡和亲人，也可以是身边的一草一木。

当然，发现故乡不应是单向的，它同时意味着自我反思，因此，新的乡土书写不仅要产出新的乡土文学，更要以“危”为“机”，重新认识乡土、理解乡土、融入乡土。

面向未来与发掘可能的乡土书写

就像乡村建设不只是建设乡村，同时也是建设国家和社会，探索更为包容、可持续的人类生存方式。乡土书写也不应只是书写乡土，而是以广义的书写表现一种新的生活并推动更多新的可能。

因此，其既不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用对乡村的浪漫化来对抗对城市的浪漫化。

乡土书写不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用对乡村的浪漫化来对抗对城市的浪漫化，而是以广义的书写表现一种新的生活并推动更多新的可能。图为英国文化研究奠基人之一雷蒙·威廉斯的重要著作《乡村与城市》。

如果说爱故乡的目标是书写、保育和传承乡土文化，那应是什么样的文化？如果说我们要面向未来，那未来又是什么？

首先，应是生态和可持续的，自然也就内在的带有多样性和在地性，所谓“乡土”，不应是固定的写作者身份，也不简单是素材来源与题材分类，而应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维度。

其次，应能真正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有利于突破主流坐标和定型化理解，以及各种常见的“好人好事”、“就事论事”和“成王败寇”式处理——其背后仍然是“英雄史观”，需要由此打开更大的可能空间。

再次，应是开放连接的，能够与社会充分互动，广泛参与，写作者和写作对象需要进一步融合，既不是“自娱自乐”，也不要悲情自恋。

如此，“乡土书写”一方面希望可以让文学重新获得力量，另一方面希望可以让乡村建设拥有有别于都市中心的文化表达。因此，其不是一个静态的记录，而是一个包含社区凝聚、城乡互动等乡村建设其他工作在内的动态过程。

为了做到这些，我们一方面需要“顺势而为，借力打力”，充分借助大众传媒、自媒体等手段，同时对资本逻辑和流行文化保持警惕，让大众书写真正走向大众。另一方面要“跨界参与，多方协力”。利用正在降低的写作与传播门槛（写作者不再只是文化精英，也可以是普通的农民和工友），发动更多人参与，实现学院知识分子与草根实践者的有效互动，并保持开放性，自省于常见的自恋和自怜，开辟出新的知识生产方式。

如果说书写需要素材，这个时代每天发生的事情已经给我们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如果说书写需要读者，“乡愁热”的流行已经让我们看到更广阔的土壤；如果说书写需要载体，移动互联网时代实际上已经提供着无限空间。

最后，就像我原来一直说的“不仅是乡村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乡村”，在这样一个城乡困境愈发深刻且文学愈发无力的当下，不仅是乡土需要文学，同时也是文学需要乡土！

不要等到落叶了，才归根！

（本文为2017年8月19日下午，在湖南汨罗八景村“发现故乡与乡土书写”工作坊上的发言，已经作者修订）

潘家恩，学者，现居重庆。曾在本刊发表《乡村与我们》《多样的青年与建设的可能》等多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