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之眼十二年寄语（上）
第202次相遇
乡村之眼十二年寄语（上）
近十多年，“乡村影像”在中国的西部地区起源并发展，从云南逐渐扩展到青海、西藏、四川、广西等地，成为乡村居民运用摄像机、照相机和手机这些现代的拍摄工具，记录文化和环境变化，表达自己观点，参与社会变革的有效途径。2017年，白裤瑶的村民影像作者甚至参与到了文化部主持的影像志摄制行动中，为国家层面的文化遗产记忆工程，增添了本土文化持有者的视角。乡村影像不仅为西部文化和环境保护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现代影像技术在中国的创造性实践，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案例。
图/2000年云南香格里拉县汤堆村拍摄者黑陶师傅孙诺七林（已逝）
摄影：郭净
孙诺七林师傅来自云南香格里拉县汤堆村
他是村里最有名的黑陶师傅
也是第一批中国乡村影像的实践者
任何事物的发生和发展，总是一个因缘聚汇的结果，乡村影像也不例外。导致它出现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两个因素最为关键:
一个是技术的创新，即DV、个人电脑、互联网和手机的普遍运用，降低了知识和思想创造、传播的门槛，为不同人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新的渠道；
另一个是普通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文化自觉,这得益于从1980年代到2000年代，中国持续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
图/西藏贡觉县两名牧民成员志愿者
摄影：陈琦
乡村影像的开始不仅仅源于外界的推动
更多还是源于拍摄的乐趣
在这期间，独立纪录片和DV运动相继兴起，同时，乡村建设运动和民间环保运动也逐渐形成潮流。这一时期对于社会变革的反思和行动不只发生在大城市，也发生在偏远的乡镇和农村。以下是两位藏族拍摄者的故事：
仁青桑珠
西藏贡觉县东巴村村民
1997年，我做生意的弟弟拿了一台模拟的大机器，在我家放了一个夏天。我很好奇，弄懂如何开关，便拍了玩。拍的是生活里的事，过节，祭祀神山，夏天的聚会，动物等等。有时到底拍着没有也不知道。一看，晃来晃去的，头都晕了。弟弟把大机器带走，又拿来一台小的（DV），这回我拍得比较稳了，画面也比以前好看了。现在留下的大录像带家里还有一堆，大家都喜欢看，因为以前拍的小孩子都长大了，有的结婚了。
过去拍不讲究主题，后来发现可以记录变化，觉得是回事儿了，想编辑出来。记得1998年河里发大水，桥和庄稼都被冲了，这些都拍了，但被县里拿去。比较拍片子前后的变化，现在是有意识地拍环保，记录工作，会议，可从前就是好玩，没啥目的，如今反而太多的概念。我不懂汉语和英语，可还是学会电脑软件编辑，放给村民看。村里 VCD多了，过年过节特别喜欢放自己拍的东西，也算是影象和社区教育的结合吧。
(仁青桑珠在2007年第一次培训会上的发言。)
旺扎
云南香格里拉县吉沙村村民
2008年，在雾浓顶清晨拍摄卡瓦格博“日照金山”的汪扎大叔（已逝）
摄影：郭净
我汉话不好，心里想的讲不出来，简单说说。那是1998年，村里过春节跳锅庄，我弟弟带了台模拟的大机子拍了一个晚上，然后放给大家看，他忙不过来时我也拍了两下，挺好玩的。但那天电压不稳，又只有一块电池，弟弟把 小车的电瓶接出来用，结果把机器烧了。
2002年，我掏钱买了台小DV，请朋友从香港带来的，拍村里的唱歌、跳舞和开会。有家公司来开发我们的千湖山，非政府组织又来做生态旅游项目，群众争议很大。我把大家争议的都拍了，不会编辑，就收藏着。还拍了过年烧香，去年的火灾，村民打篮球，想以后会有用。后来刻了光盘给村民，上村的和下村的人看了有意见，都说他们村的事情拍少了。他们喜欢看拍出来的自己，觉得还是看传统跳舞最有意思。
( 旺扎在2007年第一次培训会上的发言。)
仁青桑珠和旺扎这种对社会变化敏锐的观察和反思的能力，使得他们能在重重压力之下，继续拿起摄像机，投身环保运动，成为藏区乡村影像的先行者。
图/云南最高峰：位于云南省德钦县的神山卡瓦格博
摄影：泽仁平措
如果把“音像”和“文化主体”作为两个基本的准则，那么，1999年便是乡村影像真正的起点。就在这年的10月，在云南藏区著名佛教圣地卡瓦格博雪山脚下，两名从小接受汉族文化教育的雪山子民——肖玛和斯朗伦布，出于对藏文化流失的痛惜，以及恢复母语教育的责任感，创建了以他们自小顶礼的神山冠名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卡瓦格博文化社”。十多年来，文化社致力于向当地人传播藏族文化，保护本地区特有的生态和文化环境。他们开办义务藏文培训班、自然生态保护意识班、弦子培训班。从一开始，文化社的成员就运用录音机和摄像机等音像设备，在以德钦县为中心的各周边藏区搜集和记录民间音乐、歌舞、仪式、神山信仰和历史变迁的资料，并摄制以环保为主题的纪录片。
仁青桑珠、旺扎和卡瓦格博文化社的经历说明，乡村影像并不是一个城里人教育乡下人，文化人给村民“赋权”的行为。而是中国城乡怀抱文化自觉的民众，借助音像工具表达自我，争取“发声”和发展权利的行动；也是人们借助现代媒介，打破各民族之间语言文字和文化差异的障碍，相互学习，共同维护自然和文化多样性的行动。
与吕宾的初识
2000年，我和云南省社科院的藏族学者章忠云、纳西族学者和渊，云南师范大学汉族学者苏雄娟、迪庆州教研室纳西族干部和银华等人合作，开始在云南藏区做“社区影视教育”项目。当时我们没有自己的机构，便挂靠到“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CBIK）下面，以申请基金会的资助。在CBIK，我结识了从云南大学生物系毕业的吕宾，他刚学着把DV拍摄运用到哈尼族社区的活动中去。
图/孙师傅教授的小学生正在做黑陶手工
摄影：章中云
2003年
黑陶师傅孙诺七林拍摄的《黑陶》
在当地小学引发学生们的兴趣
社区影像也就自然延展到了社区教育的领域
从2003年起， CBIK和云南省社科院的两个团队合作，在云南藏族、纳西族和哈尼族的村寨开展社区教育的尝试，社科院的团队负责迪庆州汤堆村的活动，CBIK的吕宾和曾益群负责西双版纳勐宋哈尼族寨子的活动。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具有美术天份的哈尼青年妹兰，帮助他完成了一套哈尼族村寨生活和仪式的绘画。吕宾还别出心裁，将这组图画做成动画，编辑到妹兰的第一个纪录片《嘎汤帕》中。如果回过头来看，这恐怕是国内第一部用动画的形式来做社区教育的电影。
图/哈尼族青年妹兰根据老人回忆，以绘画的方式重现了哈尼族最重要的节日“嘎汤帕”的传统原貌（2001年）
“乡村之眼”公益行动的起点
2007年1月，已经加入环保组织“保护国际”中国项目部（后发展为“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吕宾，组织了第一次“乡村之眼”纪录片培训，这成为了“乡村之眼”公益行动的起点。参加项目的都是来自不同地方的藏族。
图/2007年，乡村之眼的第一次培训班
在云南大学的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举办
摄影：扎拉
为了让大家互相认识，开班的时候，吕宾请大家讲一讲自己是怎么拿起摄像机的。噶玛是青海玉树曲玛莱县措池的牧民，也是当地藏族环境保护的领头人，他说：
我们村的野牦牛协会做环境保护项目，2005年得了“阿拉善生态奖”，有一万元奖金，我们村就买了一台DV和一个数码相机，开始拍野生动物，在保护国际的支持下，一年做4次动物活动的监测。记得第一次跟踪拍摄，走了4天，我的第一个老师是保护国际的陈琦，三江源协会的扎多算导演。陈琦教了我很多，可我没记住几个词，我汉话不好。我是村里的支部书记，所以开会也拍，家家搞卫生也拍。拍了开会时放给村民看，他们很喜欢。
照相呢，用傻瓜相机和数码相机拍过漂亮的风景，雪山，雄伟的野牦牛。最大的感受，一是给村民看得太多，把摄像机看坏了。二是拍得太多，应该有明确的东西 ，拿出来给社区看。
云南省德钦县的诗人扎西尼玛早在2002年就参加了我们的社区影视教育项目，拍过纪录片《冰川》，他的经历很有意思：
诗人扎西尼玛
云南省德钦县
原卡瓦格博文化社成员
1999年明永村开发冰川旅游，云南社科院的郭净在村里转来转去拍摄，日本登山队的小林也在拍照片，他拍核桃树，小孩子哭，还有人睡觉。看他们拍，又发现村子在变化……
一个搞探险旅行社的朋友来了，带了台DV，从取景框看是黑白的，放出来才有颜色。我有了想法，就跟郭净说要拍我们村的冰川。1999年冰川消融得厉害，之前我带几个香港人上冰川，他们看到冰舌处黄灿灿的沙棘树，80多米高的冰壁，像喷泉一样的冰河，他们很感动。第二年冰川开始化了，新在连最上面的部分也在融化，岩石都露了出来，不知道冰川旅游还搞得了几个季节，所以，我拍了《冰川》这部影片。
来自青海的索南更庆是玉树称多县赛康寺的高僧，他是在参加佛事活动时接触DV的：
索南更庆
玉树称多县赛康寺的僧人
我们寺院有500多僧人，我是主任。2000年拿DV拍大喇嘛的活动，拍了拿去西宁做光盘，但拍得像晕车一样，两次都报废了。拍的只有2004年的可以看，那是21个寺院僧人的辩经法会。
2005年我们成立了尕朵觉悟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尕朵觉悟是我们的一座神山。我做协会的工作，镜头便对向环境了。我们山下有个冰湖水也干了，那里有传说故事的。以前人们没有看出这个变化，拍出来就看到了。2006年我们专门拍摄神山的花卉，从开春拍到秋末，拍了200多种。还打算拍神山的动物，以后可以看发生的变化。
图/2007年11月，在云南大学宾馆举办的剪辑培训班
摄影：郭净
那次培训来了十多位藏族，好多人汉话说不好，汉字不认识几个，但他们非常专注，几天之内走过了从拍摄到后期编辑的整个流程。这批人，成了藏地乡村纪录片最早的骨干。2007年的尝试很快产生了连锁反映，后续的培训在云南和青海持续展开，乡村之眼的力量逐渐显现出来。
图/“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乡村之眼培训班
2009年7月，青海湖
山水主办的关注普氏原羚保护的
“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乡村之眼培训班，
这种培训班模式一共做了三届；
图/乡村之眼的早期三人团队（黄膺、吕宾、耿栋）
2008年，汶川
“乡村之眼”的转折点
图/ 2010.08 青海久治县白玉乡 年保玉则乡村之眼第一次培训班
2010年8月，青海省久治县.年保玉则神山
年保玉则乡村之眼的培训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标志着由外部主导的影像培训
转为更本土化的地方草根组织运作模式
乡村之眼在长期的实践中，不仅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培训方法，还尝试在学者团队和在地草根组织之间建立一种平等互惠的关系网络。在此之前，在云南省社科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发起的乡村影像活动中，当地人主要是以个人身份参与，如藏族的孙诺七林父子、刘文增、吴公顶父子、扎西尼玛、此里卓玛、鲁茸吉称、索南更庆，苗族的侯文涛、王忠荣，摩梭人的尔青等。虽然在2009年与藏区的卡瓦格博文化社、青海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青海尕多觉悟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和青海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合作举办了“乡村影像计划”项目，却没有和地方草根组织达成长期的合作。
图/白玛和山水合作的“乡村影像计划”的培训班
2009年9月，云南大学
白玛与山水合作的这次“乡村影像计划”
奠定了后来乡村之眼发展地方网络的基础
这个障碍，被乡村之眼突破了。时至今日，乡村之眼团队已经搭建了一个包括青海的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万物之眼团队，云南的卡瓦格博文化社-来者公司、格桑梅朵妇女手工艺合作社、玛荣峒格生态文化旅游专业合作社、四川的雅安市乡村摄影协会、广西的白裤瑶乡村影像小组、梦南舍可持续发展服务中心等在地草根组织在内的乡村影像的交流平台。
图/2018年“影像·地方性知识·社区发展” 乡村之眼第三届论坛
在昆明举行
源于2010年的乡村影像网络概念，时至今日已经发展为了一个不单纯只是在探讨影像的网络，而是一个更大范围的“影像如何协作社区”的大网络。
这个网络的初次形成，源于2010年在青海的一次培训。和以往的培训不同，此次活动的发起方，是一个由青海果洛草原牧民组成的环保组织“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这个组织的领头人是佛学博士扎西桑俄和周杰。
扎西桑俄在国内的观鸟界声望颇高，他走遍藏区观察鸟类，并把上百种鸟儿画成图画。之后他又拿起照相机记录鸟的生活。为了动员很多的牧人参加环保行动，扎西桑俄和周杰成立了“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于2008年申请到“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资助，用照相监测的手段寻找保护珍稀鸟类藏鹜的方法。这期间，吕宾拍摄了一部关于扎西桑俄的纪录片《鸟语者》，并与这两位环保僧人成了朋友。
图/“鸟语者”扎西桑俄在观测高山兀鹫
拍摄于青海省久治县白玉乡 2011年
2009年，云南省社科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与“山水”、“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尕多觉悟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等机构合作，在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的框架中实施“乡村影像计划”。扎西桑俄和周杰在参加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学会了纪录片的制作，他们的第一部作品叫作《我的高山兀鹫》。
图/《我的高山兀鹫》凤凰大赛海报
此时在“山水”担任项目顾问的吕宾是它俩的合作者，他不仅介绍扎西桑俄和周杰参加了乡村影像计划，还带他们参加了“云之南纪录影像展”。这些活动让两位僧人打开了眼界，找到了DV这种有力的表达工具。
“乡村之眼”的本土化
2010年8月，我和吕宾受邀去青海省白玉乡参加这次重要的乡村之眼培训，同行的还有“山水”的青年科学家李黎。8月26日上午，培训一开始，本次培训的组织者扎西桑俄对学员们解释了横幅上活动名称的藏文意思：
乡村之眼
域得米( ，Yul-sdevi-mig)，域（yul）的本意是“地方”、“范围”，引申为“家乡”。传统上牧区的人没有村落的概念，所以这个解释是从牧民的立场出发，把汉语的“乡村”扩大为“家乡”，相当于藏语中的“帕域”(pha-yul)。（米,mig）的意思是眼睛。
下面还有个副标题，汉语是：“纪录我们的环境和文化”，藏文写做：
我们 的 文化 和 环境 的 纪录
其中的“文化”(rig-gnas)，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学问”，接近汉语“文化”一词的古典意义（教化的，有教养的）；“环境”(khor-yug)，在藏语中意为“范围”。这两个词，与现代“文化”（生活和信仰方式）和“环境”（人群及其文化存在的外在条件）的含义并不一致。应该如何翻译，还需要深入讨论。
扎西桑俄的开场白发人深思。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从2000年开始村民纪录片拍摄活动，一直使用“社区影像”（community video）的概念。这里的“社区”，是一个从国外社会学来的词汇。之后，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第一次“乡村之眼”培训，以及吴文光“村民影像计划”和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的“乡村影像计划”以后，逐渐出现了“乡村影像”和“村民影像”的说法。而此次跟牧区的人在一起，听他们的讨论，我们才感觉相关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本土化，即有必要在不同地区，根据不同的环境和文化背景，启发当地人对此做出自己的解释。
培训的整个步骤由吕宾拟出，再和大家商量决定下来。一周的时间，大致是讲课、讨论和实践交替进行。如何让这些对摄像机和影片剪辑毫无概念，甚至连汉话都不太听得懂的牧民和僧人在短短几天内学会拍摄和后期编辑的技术，并理解影像的意义，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图/吕宾改编“童谣”给学员讲授入门的“分镜头”概念
“从前有座山
山上有座庙
庙里有个老和尚和小和尚
老和尚对小和尚说……”
云南的朋友们从2000年开始乡村影像的实验，逐渐摸索出了一些快速训练村民的方法。然而，参与纪录片制作的村民一直处于分散的状态，项目结束，他们的拍摄就很难持续下去。至于如何在参加活动的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这次培训却全然不同，它的发动者不再是外来的人，而是当地的牧民，连所有的活动经费都是扎西桑俄筹集的。培训的过程由吕宾和扎西桑俄共同主持，所有讨论都用汉语和藏语相互翻译，写在白纸上的概要也是汉文和藏文对照的。以往国内NGO所做的乡村活动，很少能达到这样的标准，而这却成了乡村之眼的惯例。
图/来自四川阿坝县柯河乡的更让卓玛 杨则拉姆
计划拍摄关于木制水桶的片子
培训中关于拍摄主题的讨论，就像讲故事的比赛，引发的讨论更加热烈。一个小小的故事，就像一团发酵的面团，会渐渐扩散，引发出更多的细节，直至一个问题的整体。故事会式的讨论，不是从一个结论，一个道理出发，老围绕着一个枯燥的主干纠缠。而是抓住一个生活的细节，剖开来看，扩大来看，一点点归纳出道理。这个方式，其实跟用摄像机看事物相类似，所以，语言的故事和影像的故事很容易穿插交织。在以往的纪录片活动中，语言的表达，或被图像的力量掩盖，排斥，放映之后的观众提问，往往显得肤浅和苍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放映活动后的提问，大多不是故事式的，而是讲道理的。所以难以延续先前影像中表达的细节，显得枯燥无趣。如果有人在提问中把自己的经历摆进去，才会引起观众的兴趣。
图/乡村之眼的入门培训班都会选择在当地举办
2012年 青海年保玉则仙女湖边的牧场
摄影：郭思宇
让学员在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学习拍摄，
会让学习的过程轻松和自然，
大家专注于内容的表达，而不是繁杂的影像技术；
2010年的乡村之眼白玉培训是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它不再是外来的非政府机构带来的项目，而是当地文化持有者主动发起，并要求外部协作的自觉行动。
一年后，年保玉则协会的牧人和僧人们拿出了一批影片，如兰则的《牛粪》、华泽的《祈福的忧虑》，扎西桑俄和纳姆措的《大自然的恩赐》，勒旺的《酥油》等。这些影片对文化和环境问题的思考，以及独特的表达方式，都令人耳目一新。到今天，协会和乡村之眼团队合作，共培养了近30名年保玉则的牧民和僧人拍摄者，扎西桑俄也从一个独立的拍摄者，变成了“年保玉则-乡村之眼”的地方领导者。
图/2018年4月，乡村之眼论坛上扎西桑俄梳理了
年保玉则乡村之眼发展的脉络图
图：陈泽滨
而年保玉则协会的目标更远远超越了纪录片本身，此后他们不仅坚持影像培训，发起了在当地放映自己作品的“草原电影节”，还拓展了影像的概念，用DV、照相机、望远镜、绘画、幻灯等视觉记录和表达工具开展对草原动植物和雪山的长期观察，在藏族牧民、学生和僧侣中传播生物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观念。
图/第一届年保玉则乡村电影节在年保玉则神山下的牧场举办
摄影：郭思宇 2011年
这些僧人和牧人成了拍摄影像的高手，不过他们更重要的经验来自藏传佛教，来自他们对世间众生平等的深刻理解。他们对影像的使用极富创造性，他们以环境监测为关注的焦点，找到了将现代环境科学与自身文化传统密切联系的途径，通过对藏鹜生活习性的深入调查，对兀鹫和天葬制度关系的解释，和与佛教理念相融合的环境教育活动，学会掌握自己言说和行动的话语，摆脱对变迁无能为力的焦虑。
图/2011年3月参加“第四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2011年，
年保玉则乡村之眼团队的6个作品
参加“第四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并获得了最佳团队奖；
扎西桑俄说：“年保玉则环保团体是由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士组成，而且没有一分钱的工资，每一个成员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业务。成员华泽的主要业务是捡垃圾和石头研究，我的主要业务是观察鸟类和对它们进行起名。至今为止，我已经对藏区的五百多种鸟类起了名字，其中，一百多种名字以前开始就有。我希望以后能建立一个藏族鸟类学和藏族鸟类词典。成员周杰的主要业务是对蘑菇的观察。金沙江流域有很多种蘑菇，相对来说，黄河流域较少，仅在年保玉则周围也有158种蘑菇。成员朵杰土巴是达塘寺的秘书，他的主要从事是对昆虫的观察。”协会每年都在用藏文、照片、图画结合的方式出版图书，有藏鹜手册，雪豹手册，鼠兔手册，还有藏文典籍中水资料文献的汇编。他们就像一群草原的科研工作者，运用传统和现代的两种工具，构建着一套牧区的地方性知识体系。
图/ 2013年 青海年保玉则仙女湖 “对话年保玉则”
暨第三届年保玉则乡村电影节
摄影：郭思宇
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与山水
合作举办了“传统与现代”大会，
聚齐国内顶尖的科学家与藏文化领域
最具影响力的多个活佛、藏族学者对话"年保玉则"，
活动期间协会自主设计的超大黑帐篷
同时也是一个乡村电影院，
放映年保玉则乡村之眼学员拍摄的作品；
年保玉则-乡村之眼第一次培训，出了一部影响很大的片子，名叫《牛粪》。拍摄者兰则虽然年轻，却对问题有深刻的思考，他解释这部影片的主旨说：“没有牛粪的日子，也是我们自我遗失的日子，是给我们生活带来灾难的日子，也是我们与大自然为敌的日子。到那时，我们的慈悲心与因果观，善良的品性都将离我们远去。”兰则不但负责协会的草原流动放映车的活动，把牧民的影像作品带到学校和草原，让更多的学生和牧民看到，后来还组织了年保玉则乡村之眼的牧民小组，继续做针对牧民的影像培训工作。
图/兰则与他的作品
摄影：郭思宇
从学习影像的第一个练习短片开始
兰则的镜头就始终没有离开草原
他本人又拍摄了影片《鼠兔》，采访当地牧民、外来的生态专家和从事草场治理的环保行动者，把他们的观点和实验结果，以及传统文化中关于鼠兔的知识都在影片中呈现了出来。在三年的影像调查中，兰则从一个“导演”变成了乡土科学家，试图以摄像机为媒介，探索家乡草场恢复的途径。
与具有行动力的地方草根组织合作的乡村影像培训模式是乡村之眼自2010年以来的主要方法，这种模式让乡村之眼的在地拍摄以及后续的发展提供了多种探索的可能。后续的发展中，随着不同地区的伙伴和工作团队新成员的加入，乡村之眼在各个区域都呈现出不同的样貌，这些内容在下一篇公号里将作详述。
编辑：吕宾、晓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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